文化思考 》 天命所归是大国   》 第45节：45      王小东 Wang Xiaodong

　　一、冲突的原因
　　人类划分成集团进行冲突。然而，冲突的原因并不等同于划分集团的因素，冲突的产生也并不总是因为划分了集团——有可能是反过来，冲突已不可避免，划分集团只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冲突。让我们打个抽象的比方来更清晰地说明上述思想。假设有100个人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而孤岛只能提供60个人的食物。这时，为了生存，就会产生冲突，在冲突中会划分出集团。划分集团的界限是什么？血缘关系、语言、肤色、感情……如果这100个人在上述方面都无明显差异界限，则集团也可沿着左撇子、右撇子的界限划分。在这里，划分集团的界限是一个近乎荒谬的因素（当然可能会发明出种种理由来说明左右手的界限即是善与恶、上帝与魔鬼的界限，以证明这一划分的正当性），而冲突的根本原因却在于食物不够，人们要为自己谋生存这样一个非常实际的理由。
　　让我们回到关于未来世界的冲突这个问题上去。我的看法是，未来世界的冲突很可能确实沿着文明的差异界限展开，但冲突的根本原因仍旧是经济因素。
　　冲突的历史比人类的历史还要久远得多。仅就人类的历史来看，冲突的最高形式——战争，多数是赤裸裸地以争夺土地、资源、财富、妇女、奴隶等为目的。即使是宣称有着崇高目的的宗教战争，也几乎无一例外地伴随着上述争夺。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人类不会因为价值观、审美趣味、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人们会的。有时人们就是仅仅为着一些与经济因素完全无关的事情争吵，甚至流血。但这类冲突始终不是主流，只是个别现象。
　　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将儒教-伊斯兰教的联系列为对于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战者（这里的儒教指中国）。如果仅仅是文明的差异起作用，那么，这种划分恐怕是不符合实际的。就儒教这一划分而言，中国是否仍旧是一个儒教国家都是非常成问题的。要知道，中国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它的上层精英中的绝大多数（包括在1949年以后握有政权的共产主义者）几乎是毫不疲倦地不断谴责儒教的一切方面。这种对于儒教的全面否定早已渗透进了大众的观念：“孔老二”的那一套是坏的。这当然不意味着中国人已经全盘采用了西方文化，但儒教作为一种神圣的价值体系早已被打翻在地了，当代中国的一切方面与儒教都已有了相当的距离。如果一个国家在如此地谴责了伊斯兰教或基督教后还被称为伊斯兰教或基督教国家，将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中目前丝毫看不出塞缪尔?亨廷顿教授所说的非西方国家中社会精英非西方化的趋势，恰恰相反，中国社会中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一般大众目前正在兴致勃勃地西方化。西方国家将其文化传播到中国只会受到欢迎而不会引起冲突，而中国人决不可能试图以儒教文明去塑造世界（有作这种鼓吹的新儒家，但他们的声音是很弱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当西方人以文化传播为幌子而攫取实际利益时，中国人也不会反击，也不是说中国人在为实际利益进行反击时不会重新举起中国文明这面旗帜。实际上，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精英恐怕也是因为在与西方国家分享实际利益时遭受不断的挫折，才转向非西方化的（对于“人权帝国主义”的声讨多半也不出自对于西方传播其价值观的抵制，而是出自对于这种传播背后的利己动机的反感）。这一点已故的毛泽东主席也说得很清楚：中国之所以没有选择西方的道路是因为“先生老是侵略学生”。
　　对于未来冲突的根本原因的不同认识将得出不同的推论。从经济因素仍然是第一位冲突原因的假设，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个推论：
　　1.未来的冲突的强度将取决于未来经济环境（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科学技术、分享财富的机制等各个方面）的压力的大小。如果未来的经济环境是宽松的，那么看不出会有其他理由导致重大冲突。
　　2.未来的冲突并不会单纯因为冲突的非西方一方的西方化而消弥。在未来的世纪中，文化差异与意识形态差异一样仅仅是实际利益冲突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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