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 反说西方取经   》 第三者仲裁      柏杨 Bai Yang

　　人类是一种有思想，有言语，有文字，又非常自私，复又知道改善自己生活的动物。这种动物最大的特征是：相互间有各式各样，光怪陆离，勾心斗角的争执。这种争执如果自己不能解决，就必须有第三者出来为他们解决。如果没有第三者出来解决，好比说，两个臭男人，流落到海岛之上，你也要娶那位酋长的女儿为妻，我也要娶那位酋长的女儿为妻，二人如果不能礼让或尊重那位小姐的选择，恐怕只有打得头破血出；终于成了无枪者败，有枪者胜；无力者败，有力者胜；而不是无理者败，有理者胜也。
　　要想无理则败，有理则胜；要想小民安富尊荣，和国家富强康乐，第三者的仲裁是一重要发明；不但重要，而且非常重要。中国古时的“讼闲”实在是一个骗局，盖讼怎么才能闲乎？往往是这样的，有一位老头之类的人物，或因他的社会地位高，或因他的道德学问大，或因他在本族里辈分长，遇到谁有争执，只要他出面那么一比手画脚，大家就心平气和，含愧而退（当然也有“含泪”而退的）；圣崽们把这种现象，努力宣传，遂成为政清民和佳话。
　　不过问题似乎不这么简单，含愧而退和成为佳话的先决条件是，该老头的裁判必须公平，如果不公平，恐怕会激起更大的纠纷。即令当时不打官司，也势必培养出暴戾之气。玉皇大帝既不给我们做主，我只好请阎罗王做主矣。于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天下大乱，四海沸腾。
　　消灭这种暴戾之气，也就是化戾气为祥和，专靠忍让是不够的，只有“打官司”一条路。其实该老头出面，也是打官司，不过不经过官的形式而已。人类非常软弱，所以要找出一个上帝皈依他，而法院就是社会的上帝。呜呼，你阁下闲在家中坐，怎么敢有如许的自信，认为柏杨先生不敢贲然光临，把你尊头打出个洞，把你的新皮鞋穿走乎？你阁下在大街上乱瞧女人，又怎敢有如许的自信，认为从你身旁而过的汽车不敢辗你的尊肚，然后再抬到琉公圳分尸乎？说穿了明白不过，有法律保护你，才把你保护得气象不凡。如果一旦没有了法律，你阁下恐怕头戴钢盔，身穿铁甲，都得抖个不停。
　　法律是抽象的，表现法律的地方在法院。把静态的法律变成生龙活虎，大发威力的，就是打官司。公堂和监狱暗无天日是一回事，打官司求公平保护又是一回事，我们不能因噎废食──那就是说，不能因孩子误喝了巴拉松，一瞧浑身青啦，就把他往井里一扔。我们所要求的不是不应该打官司，而应该是肃清司法界败类。记得有一年，大概是成功大学堂教习钱歌川先生吧，和人公堂相见，报上便大加嘲弄，说教习还告状呀，不像话，不像话。呜呼，难道教习就不是人，受了凌辱，就不能要求法律保障哉？
　　最近有人据案号咷，说经济起飞啦，号咷声中也有人喊经济并没有起飞的。经济学这玩艺是一种复杂的学问，较之原子核子那些平铺直叙的自然科学，复杂多矣。简单地说，美国人偷了德国人的秘方，中国大陆又偷了美国人的秘方，只要偷到手，照方配药，都会有一个可怕的家伙出现。可是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就不这么容易，亚当斯密斯先生的经济学原理支配了美国一个世纪，可是拿到中国便砸了锅。盖自然科学对象是物质，社会科学对象是人。物容易控制，而人难搞也。
　　所以中国经济到底起飞了没有，学问太大，实在弄不清楚，反正如果起飞了当然更好，如果没有起飞，我们希望它快点起飞。只有一点感想的是，任何东西起飞，都必须观念先行起飞。经济也好，工业也好，文学也好，都像货物，观念则是飞机。飞机起飞啦，货物才有可能跟着起飞，飞机起不了飞，恐怕啥都起不了飞。畸形人把一包钉子往半空里一扔，喊曰：“看呀，钢铁业起飞啦。”喊声未了，钉子掉下来砸到他尊头上，说不定立刻就砸出可观的窟窿。经济起飞是不是也属于扔钉之类，真教人担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纷纷复兴，只有中国努力内战，记得吴稚晖先生一本书上提到过，忘记是哪个大官啦，买了一架飞机，请了一位飞行员，打算飞到敌阵上空，来一个泰山压顶。有一天狂风暴雨，前线紧张，官大人下令该机出动，飞行员以天气太坏，拒绝升空，官大人大怒曰：“这算啥话，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呀。”飞行员只好上机，可是官大人一想，不妙不妙，那小子心中正在有气，如果一去不返，岂不赔了夫人又折兵，灵机一动，就弄了一条长长的铁链拴到飞行员腿上，目的是他既可以照样地飞，但却不能逃之夭夭。
　　嗟夫，张之洞先生的“中学为体”的观念，就是那根铁链，不把这根铁链弄断，飞机恐怕飞不起来。旧观念如果不彻底铲除，新的社会就永难建立。我们的经济到底起飞了没，前已言之，实在使人担心。只从银行的本质上看，不过是一些当铺，恐怕实在是还没有起飞，但一定要说它起飞啦也未尝不可，盖当铺就是根铁链，起飞就像扔到半空中的铁钉，当它没有掉下砸破尊头之前，谁都不能说它不是正在起飞也。
　　与其责备银行变成当铺，毋宁检讨中国同胞对权利义务观念的混淆，这似乎是更基本的。就在今天早晨，柏杨先生正在柏府喂小孙女吃稀饭（她从前吃稀饭，只要有咸菜就行啦，最近几个月，顿顿都要吃肉松，肉松每罐十八元，岂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文化人吃得起的，我只好乱讲故事，以作佳肴），只听巷口那里，人声沸腾，又哭又喊，又叫又闹，好像出了人命，不禁大惊。
　　原来巷口那位姓刘的老头向王先生借了一万元，言明利息二分，三月本利还清，而且开了一张三个月的支票给他，支票是上星期一到期的，届时王先生前往银行取款，没有取到；第二天又去取款，又没有取到；第三天再去取款，坐在柜台上那个家伙索性弄个图章往支票上一盖，曰“拒绝往来户”，那就是说，天塌地陷都取不到钱啦。第四天王先生找上门来，刘老头笑脸相迎，一再道歉，言明本星期二一定储款以待。到了本星期二，刘老头指着祖宗牌位发誓，说延到今天一定付清。王先生今天三度光临，刘老头仍然没有，王先生急得跳高。这一跳高糟啦，不跳高还有笑脸可看，一跳高连笑脸都没啦。以刘老头为首，孩子老婆一拥而上，一家大小，又流泪又哀号，尤其是刘夫人年轻时大概当过电影明星，还以头撞墙，作痛不欲生之状，要不是我闻声赶往，一个箭步把她拉开，可能弄假成真。
　　事情闹过，大家出面调停，请王先生宽限一个月，王先生还有啥说的，只好狼狈撤退。这时人头乱钻，你一言我一语，把王先生说成莎士比亚笔下的赛洛克。回家途中，我听两个年轻人一面走一面交换意见，一个叹曰：“把人一家人逼成这个样子，那家伙未免太黑心啦。”另一个也叹曰：“他们还是多年老朋友哩，为了几个钱，二十年交情一笔勾，这种人，猪狗都不如。”
　　呜呼，当着刘老头的面痛斥王先生，那是一种安慰，未可厚非。而该两位年轻人在背后叽叽咕咕的话，柏杨先生便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这种一面倒的观念，其发展过程大概是这样的，第一步：“任何有钱的人，其钱都是骯脏钱。”第二步：“有钱的人全都不是好东西。”第三步：“有钱而放利息，更不是好东西。”第四步：“王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曰利的一定毁弃仁义。”第五步也是终结：“索取欠账就是毁弃仁义，猪狗都不如。”
　　这种观念是一种只同情债务人，而不同情债权人的狗屎观念。柏杨先生有一次就调解过这种纠纷，另一位正人君子型的调人，拍着债权人的肩膀曰：“无论如何，是他欠你钱，不是你欠他钱，你高抬一下贵手，他就过去啦；你不高抬一下贵手，他就过不去。”一个单纯的权利义务观念，凭空被泛道德观念所代替，大家一致认为借钱的永远是弱者，永远是被压榨的可怜虫，而借给他钱的永远是强者，永远是剥削份子。这种观念越积越厚，遂形成一种阻吓力量，把中国社会搞成为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所有的人情味，也因之一扫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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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北岳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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