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奥地利书商多伊蒂克来说，那个叫西格蒙·弗洛伊德的心理医生与新世纪光芒没能带来好运气。早在1899年11月，他就把这本叫《梦的解析》的书足足印了600本，并打上了1900年印刷的字样。可是，新年到了，这本书只卖出123本，而评论界对此几乎不屑评论。
而对于法国人亨利·柏格森来讲，1900年是他辉煌生命的开端。这个41岁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在这一年参加了第一次国际哲学大会，这一年他还出版了《笑一论滑稽的意义》。整个欧洲马上就要被这个热情洋溢的人所倡导的“自由意志”“直觉与冲动”所征服。
而德国人弗里德里希·尼采同样幸运，他终于有机会摆脱已经11年的精神颠狂状态，在这一年的夏天，这个满身疾病的超人在魏玛去世。他可能不知道，他留下的格言式的著作会给20世纪的人类心理结构带来怎样的颤栗。
这一年极度摒弃工业精神的英国人文主义者罗斯金也离去，而深受罗斯金影响的马塞尔·普鲁斯特终于开始思考，他应该开始一项伟大的事业了。尽管，他模糊地感觉到他可能要依靠回忆来完成工作，而这次回忆将是史无前例与艰苦卓绝的。
时间从来就不是一种偶然，在一串看似零乱的名字背后，我们发现了某种无法割裂的联系。弗洛伊德让人类意识到，除了外部世界，我们的内心还蕴藏着另一个更为丰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科学的规则与定律，它被一种偶然所控制着。而尼采则是一位完全的反理性主义者，他渴望为人的血液中注入酒神精神，来战胜理性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的苍白。柏格森则更为直白，我们应该服从生命的冲动，它比理性的思考更符合人的意志。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整个欧洲被一种理性主义主宰，乐观的科学信仰者相信，凭借人的智慧，人类可以征服一切。但这种理性与人类内心的冲突也越来越明显，工业化带来的越来越细致的分工，整个社会越来越强的组织性，让人柔弱的心灵感受到某种压抑，人活得越来越像具机器而非一个生命。
人类的先知几乎在同一时间揭示了这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向。他们从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各个角度，传达了同样的观点：人不是可以机械化处理的机器，他的生命尊严来源于他的非理性的情感；而世界也不是可以依靠科学定律来简单描绘的，它是断裂的、无连续的和经常绝望的，而非完整的理性的秩序的与令人乐观的；我们的隐藏于内心世界的欲望比外在的世界更难以征服……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顺从我们内心的冲动与意志，反抗外在的枷锁。不管是崇拜本能的弗洛伊德化文学，还是艺术世界的达达主义，或者是大形其道的意识流，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弥漫于20世纪最初岁月的非理性崇拜，充满了悲壮意识。人类必须要为自己而战斗，我们要勇敢地承认自己被文明的外皮所包裹的内心里蕴藏的欲望，我们也要抗争个人在庞大的机器与社会面前表现出的卑微。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讲得再明确不过了：“我们所谓的文明充满着这样多的苦难和不幸，其本身就应该受到谴责，我们如果将它全部抛弃，回复到原始状态，我们会更加幸福。”
我们就是抱着这样迷惘的心态被拖入20世纪的。一方面，我们的信仰世界崩溃了，尼采已经宣判了上帝的死亡；另一方面，科学显然无法成为我们新的宗教，同时我们已经体验到技术对于我们生活的潜在压抑。活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人可能正经历着马修·阿诺德的判断：“一个世界已经死去，而另一个还没有生成。”
但随后的历史，或许令柏格森与尼采更加悲观，在越来越复杂与细化的技术世界面前，人的生命本能表现出了极度的萎缩。这一个世纪是人的特性不断遭受蚕食的世纪。所以，50年代的存在主义会说，我们都是“非理性的人”，因为我们不能被逻辑结构所肢解，我们所蕴涵的情感是无法被量化的；所以，马尔库塞会不遗余力地批判着工业社会对于人的丰富性的摧残，“我们快变成单向度的人了”；所以福柯会利用对性、疯颠的研究来对抗科技对人的压抑，因为一切理性与疯狂之间本来没有界限……他们都是本世界初反理性主义大师们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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