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欢：我觉得就是机会吧，《雪城》就是个例子。我在录音的时候认识了《雪城》的作曲李黎夫先生，后来他做《雪城》的音乐，觉得让刘欢唱比较有把握。《雪城》先在天津播出。《便衣警察》剧组在天津出外景，制片看到《雪城》，觉得唱歌的小子不错，回到北京铺天盖地地找。那时候谁也不知道我是谁，费了好大的劲，跑到我的学校找到我。事情就是这样的，一次接一次的才有了机会。
朱军：有很多跟你走得非常近的朋友说，其实刘欢骨子里喜欢的音乐并不是给大家展现的这样，在他内心深处有他特别喜欢的音乐，我很想知道，你究竟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刘欢：你说的很对，我真正喜欢的不是我现在唱的。究竟是什么样？音乐最终讲不了，无法讲清楚，只能给大家听。我最后是用音乐跟人家交流，不是靠说话。我宁肯前面什么话都不讲，让人家听到音乐就够了。我不是个怪人，我的生活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也感受今天的快乐、今天的痛苦、今天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我通过音乐展示的生活也是能够跟大家贴在一起的。假如我没打算跟大家活得一样，不好好活着，这个事就不好说了。那天偶然想到了一个主题，人的一生都是在行走、在跋涉，我们为什么不能为这种感觉写点什么？所以我就采了100多种脚步的声音，在地板上、在石头上、在草里面、在沙子上、在雪里面，用喘气的声音作衔接，做了一次音乐尝试。
朱军：你自己的专辑并不多，为什么会这么低产呢？
刘欢：低产的原因是我原来没有按照一个唱片主题来进行创作。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剧也有点捣乱，因为我这个人每次接电视剧都专门找跟上回不一样的。《北京人在纽约》找到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听了这么多洋玩意儿自己也能找点这种味，等这个电视剧过去了，我就不想再重复了。再接电视剧我就挑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很小资，很有情调。再后来就是《胡雪岩》，因为之前我没接触过中国古典题材，而且我老觉得古典题材的音乐都是中国的民乐。其实民间跟古典是两回事，这是我一直想强调的。我们经常领会错，前些年我们一直在讲要弘扬民族文化，结果弘扬的大部分只是我们的民间文化。民间文化固然很好，但是它没有上升到精神高度的时候，绝对成不了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每次都这么挑来挑去，这些音乐互相没有一点关系，有时候自己把这些电视剧的歌刻一张CD放在家里听，都觉得哪都不挨着。确实有这种问题。
朱军：我们谈了这么多你对音乐的感受和理解。同时观众也有些疑惑，近两年你呈现给大家的好的歌曲或者说好的音乐越来越少了，为什么？是想闷着做大事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刘欢：想闷着做事，我从来不贪大，总是想着下一步自己有可能做什么事。到明年我就40了，40岁开演唱会本身也挺吓人的，但是这个事还是该做了。我始终相信这点，所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逮着什么事都做。我现在尽量少接演出，让自己活得自在一点。
朱军：得到的报酬多一些，不是会活得更自在吗？你理解的自在是什么？
刘欢：不是说钱多了就自在，钱太多了会坏事，要花很大的气力去挣钱，还得动很大脑筋花钱。我现在开一个挺旧的吉普车，但是它一个轱辘也不少。这种生活状态特别好，我觉得这是我要的。去年我去了希腊，发现那个地方的人收入也不是很高，但是非常懒散。我刚到那儿极不适应，跟他们玩得挺高兴，但是干起活来简直是要了命。他们一个星期只有两天全天工作，三天上半天班。早上九点钟上班，九点半能找到人就不错了，中午还有午睡时间，下午三点钟才回来上班，五点钟又不见人了。我发现人家活得太好了，只要能够吃饱喝足就挣这么多钱，绝不耽误快乐。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我们就是被钱拴住了。
朱军：刘欢的这个观点，应该说某种意义上我也认同。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活在那样一种自我的世界当中，那么这个民族还能往前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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