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媒體人許知遠的青春自述：那些憂傷的年輕人   》 兩個世界之間(1)      許知遠 Xu Zhiyuan

　　對於奧地利書商多伊蒂剋來說，那個叫西格蒙·弗洛伊德的心理醫生與新世紀光芒沒能帶來好運氣。早在1899年11月，他就把這本叫《夢的解析》的書足足印了600本，並打上了1900年印刷的字樣。可是，新年到了，這本書衹賣出123本，而評論界對此幾乎不屑評論。
　　而對於法國人亨利·柏格森來講，1900年是他輝煌生命的開端。這個41歲的非理性主義哲學家在這一年參加了第一次國際哲學大會，這一年他還出版了《笑一論滑稽的意義》。整個歐洲馬上就要被這個熱情洋溢的人所倡導的“自由意志”“直覺與衝動”所徵服。
　　而德國人弗裏德裏希·尼采同樣幸運，他終於有機會擺脫已經11年的精神顛狂狀態，在這一年的夏天，這個滿身疾病的超人在魏瑪去世。他可能不知道，他留下的格言式的著作會給20世紀的人類心理結構帶來怎樣的顫慄。
　　這一年極度摒棄工業精神的英國人文主義者羅斯金也離去，而深受羅斯金影響的馬塞爾·普魯斯特終於開始思考，他應該開始一項偉大的事業了。儘管，他模糊地感覺到他可能要依靠回憶來完成工作，而這次回憶將是史無前例與艱苦卓絶的。
　　時間從來就不是一種偶然，在一串看似零亂的名字背後，我們發現了某種無法割裂的聯繫。弗洛伊德讓人類意識到，除了外部世界，我們的內心還藴藏着另一個更為豐富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沒有科學的規則與定律，它被一種偶然所控製着。而尼采則是一位完全的反理性主義者，他渴望為人的血液中註入酒神精神，來戰勝理性給我們帶來的生命的蒼白。柏格森則更為直白，我們應該服從生命的衝動，它比理性的思考更符合人的意志。從19世紀後半葉開始，整個歐洲被一種理性主義主宰，樂觀的科學信仰者相信，憑藉人的智慧，人類可以徵服一切。但這種理性與人類內心的衝突也越來越明顯，工業化帶來的越來越細緻的分工，整個社會越來越強的組織性，讓人柔弱的心靈感受到某種壓抑，人活得越來越像具機器而非一個生命。
　　人類的先知幾乎在同一時間揭示了這種越來越明顯的趨嚮。他們從哲學、心理學、文學、藝術各個角度，傳達了同樣的觀點：人不是可以機械化處理的機器，他的生命尊嚴來源於他的非理性的情感；而世界也不是可以依靠科學定律來簡單描繪的，它是斷裂的、無連續的和經常絶望的，而非完整的理性的秩序的與令人樂觀的；我們的隱藏於內心世界的欲望比外在的世界更難以徵服……所以最好的方式，還是順從我們內心的衝動與意志，反抗外在的枷鎖。不管是崇拜本能的弗洛伊德化文學，還是藝術世界的達達主義，或者是大形其道的意識流，都是這種思想的體現。
　　彌漫於20世紀最初歲月的非理性崇拜，充滿了悲壯意識。人類必須要為自己而戰鬥，我們要勇敢地承認自己被文明的外皮所包裹的內心裏藴藏的欲望，我們也要抗爭個人在龐大的機器與社會面前表現出的卑微。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滿》中講得再明確不過了：“我們所謂的文明充滿着這樣多的苦難和不幸，其本身就應該受到譴責，我們如果將它全部拋棄，回覆到原始狀態，我們會更加幸福。”
　　我們就是抱着這樣迷惘的心態被拖入20世紀的。一方面，我們的信仰世界崩潰了，尼采已經宣判了上帝的死亡；另一方面，科學顯然無法成為我們新的宗教，同時我們已經體驗到技術對於我們生活的潛在壓抑。活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的人可能正經歷着馬修·阿諾德的判斷：“一個世界已經死去，而另一個還沒有生成。”
　　但隨後的歷史，或許令柏格森與尼采更加悲觀，在越來越復雜與細化的技術世界面前，人的生命本能表現出了極度的萎縮。這一個世紀是人的特性不斷遭受蠶食的世紀。所以，50年代的存在主義會說，我們都是“非理性的人”，因為我們不能被邏輯結構所肢解，我們所藴涵的情感是無法被量化的；所以，馬爾庫塞會不遺餘力地批判着工業社會對於人的豐富性的摧殘，“我們快變成單嚮度的人了”；所以福柯會利用對性、瘋顛的研究來對抗科技對人的壓抑，因為一切理性與瘋狂之間本來沒有界限……他們都是本世界初反理性主義大師們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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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海南出版社
目錄自序：46年之後那些曾經年輕的人啊 一(1)那些曾經年輕的人啊 一(2)
那些曾經年輕的人啊 二一條人文主義狗(1)一條人文主義狗(2)沒有顔色的青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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