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考 》 天命所歸是大國   》 第45節：45      王小東 Wang Xiaodong

　　一、衝突的原因
　　人類劃分成集團進行衝突。然而，衝突的原因並不等同於劃分集團的因素，衝突的産生也並不總是因為劃分了集團——有可能是反過來，衝突已不可避免，劃分集團衹是為了更有效地進行衝突。讓我們打個抽象的比方來更清晰地說明上述思想。假設有100個人生活在一個與世隔絶的孤島上，而孤島衹能提供60個人的食物。這時，為了生存，就會産生衝突，在衝突中會劃分出集團。劃分集團的界限是什麽？血緣關係、語言、膚色、感情……如果這100個人在上述方面都無明顯差異界限，則集團也可沿着左撇子、右撇子的界限劃分。在這裏，劃分集團的界限是一個近乎荒謬的因素（當然可能會發明出種種理由來說明左右手的界限即是善與惡、上帝與魔鬼的界限，以證明這一劃分的正當性），而衝突的根本原因卻在於食物不夠，人們要為自己謀生存這樣一個非常實際的理由。
　　讓我們回到關於未來世界的衝突這個問題上去。我的看法是，未來世界的衝突很可能確實沿着文明的差異界限展開，但衝突的根本原因仍舊是經濟因素。
　　衝突的歷史比人類的歷史還要久遠得多。僅就人類的歷史來看，衝突的最高形式——戰爭，多數是赤裸裸地以爭奪土地、資源、財富、婦女、奴隸等為目的。即使是宣稱有着崇高目的的宗教戰爭，也幾乎無一例外地伴隨着上述爭奪。我這樣說，並不意味着人類不會因為價值觀、審美趣味、生活方式的差異而發生衝突，甚至戰爭。人們會的。有時人們就是僅僅為着一些與經濟因素完全無關的事情爭吵，甚至流血。但這類衝突始終不是主流，衹是個別現象。
　　塞繆爾?亨廷頓教授將儒教-伊斯蘭教的聯繫列為對於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戰者（這裏的儒教指中國）。如果僅僅是文明的差異起作用，那麽，這種劃分恐怕是不符合實際的。就儒教這一劃分而言，中國是否仍舊是一個儒教國傢都是非常成問題的。要知道，中國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它的上層精英中的絶大多數（包括在1949年以後握有政權的共産主義者）幾乎是毫不疲倦地不斷譴責儒教的一切方面。這種對於儒教的全面否定早已滲透進了大衆的觀念：“孔老二”的那一套是壞的。這當然不意味着中國人已經全盤采用了西方文化，但儒教作為一種神聖的價值體係早已被打翻在地了，當代中國的一切方面與儒教都已有了相當的距離。如果一個國傢在如此地譴責了伊斯蘭教或基督教後還被稱為伊斯蘭教或基督教國傢，將是不可思議的。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中目前絲毫看不出塞繆爾?亨廷頓教授所說的非西方國傢中社會精英非西方化的趨勢，恰恰相反，中國社會中無論是社會精英還是一般大衆目前正在興致勃勃地西方化。西方國傢將其文化傳播到中國衹會受到歡迎而不會引起衝突，而中國人决不可能試圖以儒教文明去塑造世界（有作這種鼓吹的新儒傢，但他們的聲音是很弱的）。當然，這並不是說當西方人以文化傳播為幌子而攫取實際利益時，中國人也不會反擊，也不是說中國人在為實際利益進行反擊時不會重新舉起中國文明這面旗幟。實際上，其他非西方國傢的社會精英恐怕也是因為在與西方國傢分享實際利益時遭受不斷的挫折，纔轉嚮非西方化的（對於“人權帝國主義”的聲討多半也不出自對於西方傳播其價值觀的抵製，而是出自對於這種傳播背後的利己動機的反感）。這一點已故的毛澤東主席也說得很清楚：中國之所以沒有選擇西方的道路是因為“先生老是侵略學生”。
　　對於未來衝突的根本原因的不同認識將得出不同的推論。從經濟因素仍然是第一位衝突原因的假設，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個推論：
　　1.未來的衝突的強度將取决於未來經濟環境（包括人口、資源、環境、科學技術、分享財富的機製等各個方面）的壓力的大小。如果未來的經濟環境是寬鬆的，那麽看不出會有其他理由導致重大衝突。
　　2.未來的衝突並不會單純因為衝突的非西方一方的西方化而消彌。在未來的世紀中，文化差異與意識形態差異一樣僅僅是實際利益衝突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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