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朴桥
看了这样的信，我心中倏然冒起一股无以名状的怒火，狠狠地把信撕了个粉碎，扔在字篓里，暴躁地兜了个圈子，随后无力地坐在椅子上。我呆呆地坐了片刻，随后烦躁地站起身，关了办公室的灯，锁了门，回到自己的宿舍，摸着黑，也没脱掉衣服，就拉开被子倒在床上。妻子那封短信中写的几句话，一句一句地在我脑子里跳动。那封短信看上去似乎语气平和，实际上里边裹着针、藏着刀，软里带硬，跟我杀气腾腾地对峙着，所以句句都让我冒火，使我生恨。我了解她既没文化而又性格刚烈，她一定是咬着牙，一字一想地写下这封信的，而且不会哭哭啼啼，甚至一颗眼泪都不掉。她是个有主意的女人。她已然拿定了对付我的办法，肯定不会轻易改变，不会轻易回头。她一定会坚决地照她想的主意跟我干下去、抗到底。要是如此，我可怎么对付呢？
在这段苦闷的日子里，我曾到密云县采访。
在县委办公室，给我捧来茶的是一位女同志。
在闹离婚的那段时间里，我增加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习惯，到哪儿遇见美貌的姑娘就不禁多看上几眼，跟心里藏着的那个新式配偶的标准比较衡量一下。所以这时候我对那个递茶水的女干部又忍不住地多看了一眼。县委书记高华兴安排我住在县委大院一间久无人居住的房子，那里又脏又破。给我倒茶的女同志名叫小秀，她主动提出帮我收拾房子。不一会儿，我们在县委办公室正聊着天，棉门帘揭开了一个缝儿，小秀姑娘侧着身子，无声无息地走了进来。
她脸色通红，仿佛刚从洗澡堂子出来。两只列宁服外罩的袖子，连同套在里边花格子的棉袄，一起挽到胳膊腕子上，腕子和手背跟脸色一样红。她停在门口处，看着屋里的人，等说着话的人止住声音，她才对我微笑着说，梁同志，屋子收拾好了，把您放在秘书科的东西拿过去吧，要不然他们吃饭去锁了门，影响您用。
走到第二排房子的近处，我们的眼前忽然间出现一个奇迹。
在那间空闲着不住人的地方，枯黄的杂草已经被割走，积集在台阶上下的落叶和沙土也不见了踪影，窗户上糊了新纸，一只挂着锈迹的烟囱头从顶端那一格子里伸出来，冒着一缕青烟。
本来走在我们这伙人中间的小秀，这会儿赶到前边，打开掩着的门扇，示意我先进去看看。
我跨进门槛儿，立即感到一股热气扑脸，有一种洒扫过的土气掺和着木柴燃烧过的气息钻入鼻孔。
床铺上的褥子、单子、枕头，以及叠着的被子都摆得整整齐齐，桌子椅子被擦得干干净净。生起火来的炉子，煤球在炉膛里发出噼剥响声。铁壶灌得太满，鼓胀着的水，流在炉盘上，“吱儿吱儿”地直叫。
就这样，我躲藏在密云县城，住在县委大院里，丢开了婚姻问题的烦扰，也避开了花花世界的诱惑，能够让心绪沉静下来，投入工作和学习的奋进之中了。
我正学习范文澜先生的《中国历史简编》，并重读陆侃如、冯沅君两位教授所著的新版《中国文学史》。钻研的作品，古典的有《聊斋志异》，现代的有叶圣陶和许杰的短篇小说。叶、许两位写的都是20年代南方农村生活，跟赵树理、柳青和孙犁的作品极为不同，从反差对比之中，倒能够品尝其中一些有益的新鲜味道。
小秀在农业局那个办公室做秘书性的工作。她的工作任务似乎不太多。也许因为她积极能干，分到手里的事情很快就做完，所以她有很多空闲时间在县委秘书室帮助做杂务。我这一回来密云，她就帮了我许多忙，而且诚心诚意。不光在给我安排住处那件事上，她费了心思、付出了辛苦，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一直热情不怠。只要我外出回到县委大院，她必定侍候在左右，一呼即应。我要找人谈话，她骑上车子就去，准得设法找到了才回来。我要往记者组打长途电话，她就摇那个把人气死急死的老式电话机，叫通以后能对话的时候才叫我去接。我要寄发信件，她马上给我找糨糊，封住信封，贴了邮票，亲自送到南街的邮局去。尤其是那个取暖的炉子，更幸亏有她帮忙。开始是她亲手安装，亲手生着的，以后一直由她管填煤、清灰、封火。在那段日子里，因她的细致照应，炉子没有熄灭过。晚上我读书的时候，读到多晚她等到多晚，一定等我刷牙洗脸，准备睡觉了，她亲自封了火，才肯告辞走开。而且，她出去进来总是轻手轻脚，从不弄出什么响动，更不主动跟我说话，不给我任何干扰和打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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