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 我是劉心武   》 第44節：我看《金瓶梅》(2)      劉心武 Liu Xinwu

　　不過，把《金瓶梅》裏的性描寫全看作著書人招攬觀者的“噱頭”，那又不對了。《金瓶梅》的構思十分巧妙，它從《水滸傳》裏“武鬆殺嫂”一節衍化出來，西門慶通過王婆拉纖勾引了潘金蓮，潘金蓮用藥毒死了親夫武大，武鬆得知後追殺西門慶，在《水滸傳》裏是武鬆在獅子樓上殺死了西門慶，《金瓶梅》卻告訴我們武鬆是錯殺了他人，並被發配，西門慶把潘金蓮娶進了他傢，當了第五房小老婆，於是由此展開了對西門慶這個惡霸的全方位描寫。其中，占最大篇幅的，是他的性生活，他不僅周旋於六房妻妾之間，還勾引僕婦奶媽，養外遇，宿青樓，乃至於潛入貴婦人臥房盡興淫樂。有人統計，西門慶在書中幾乎與20個女性發生了性關係，在關於西門慶“性史”的生動而細膩的描寫中，《金瓶梅》由此輻射出了關於那個時代的豐富而具體的人際存在與相互傾軋，並且常常有超出歷史學、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性學意義的人性開掘，顯示出此書作為長篇小說的獨特的美學價值。或許這個價值不是作者有意識嚮我們提供的，但卻是客觀存在。
　　《金瓶梅》這一書名，可以理解成“金色的花瓶裏插着梅花”，但絶大多數讀者都認同於這書名裏概括着全書三位女主角的解釋，“金”是潘金蓮，“瓶”是李瓶兒，“梅”是龐春梅。相對而言，李瓶兒可能是更能引起讀者興趣的一位女性，因為在她和西門慶的關係裏，有着超越肉欲的愛情。西門慶這一縱欲狂人，也因在與她的愛情中顯示出了人性中的溫柔、寬容與善意，從而更有血有肉，更具認知內涵。潘金蓮的形象，作為無時無刻 不思淫縱欲的一個“性存在”，未免失之於“單純”，但她的性格，卻是刻畫得最活靈活現，凸現紙面，令人難忘的。龐春梅是在全書後五分之一的篇幅裏，纔升為“重頭人物”的，這是一個比潘金蓮和李瓶兒都更復雜的藝術形象，她表面上有時非常“正經”，骨子裏卻比潘金蓮更加淫蕩無度。她的復仇手段，或直截了當而且殘酷至極，或麯折隱蔽如軟刀子割心。她對西門慶女婿陳經濟的追求，怪異而執著，變態而寬容，折射出那個“世風日下”的市民社會對傳統禮教的公然蔑視與無情“解構”。
　　《金瓶梅》是以寫西門慶一傢的食色生涯為主的，但《金瓶梅》確實又並不是一部“唯性”的小說，尤其不能因為其中有色情文字，便定性為“色情小說”、“淫書”、“黃書”，因為它有大量的篇幅，展現着西門慶傢門外廣泛而雜駁的社會生活。這部托言宋朝故事其實是表現明代社會生活的小說，把大運河的南北交匯點一帶的商貿盛況，市廛車輻，滾滾紅塵，描繪得光怪陸離、栩栩如生，特別是書中幾次酣暢淋漓地描寫了清河縣中的燈節盛況，那種世俗生活的“共享繁華”，顯示出一種超越個人悲歡恩怨的人間樂趣。不管作者本人是否有那樣的寓意，善思的讀者或者從中可以悟出，不管人世間有多麽多的苦難、陰謀、殘暴、荒淫、墮落、沉淪，畢竟冥冥中還存在着某種推進人世發展的“規律之手”。因而人世中的“階段性文明”即便不可避免地含有不公正乃至污垢陰穢，個體生命仍應保持對生命的珍視，這珍視裏包括着對俗世生活瑣屑樂趣的主動享有。
　　《金瓶梅》的描寫空間，越過了一縣一府，直接寫到京都，寫到豪門，寫到宮廷，一直寫到皇帝本人。有研究者考證出，此書是刻意影射明嘉靖朝的政治黑暗。因為此書寫作時，已在嘉靖死後，那時嘉靖寵臣嚴嵩及其兒子嚴世蕃已被斥逐誅殺，所以著者可得以放手影射他們的弄權行為，表現他們如何賣官鬻爵，收賄納兇，豢養鷹犬，魚肉黎民，敗壞世風，製造人禍。據考，書中的蔡京、蔡攸父子，便是用來影射嚴嵩、嚴世蕃的。其實，書中所寫的那種官場黑暗、稅吏腐敗、官商勾結、淫靡成風，並非衹是“前朝”的“繪影”，也是“如今”的白描，從這一點上來說，《金瓶梅》也是一部“膽大妄為”的“政治小說”，有的論傢從這一點上格外肯定《金瓶梅》的價值。不過，我以為通觀全書，這一因素終究還衹能算是《金瓶梅》這棵大樹上的一個枝丫，就“全樹”而言，市井生活與食色之事，畢竟還是主要的枝葉，並且參差披拂，蔥鬱蓊翳。
　　回過頭來，我還是要強調《金瓶梅》那令人驚異的文本，為什麽在那個理想暗淡、政治腐敗、特務橫行、法製虛設、拜金如狂、人欲橫流、道德淪喪、人際疏離、炎涼成俗、背叛成風、雅萎俗漲、寡廉鮮恥、萬物標價、無不可售的人文環境裏，此書的作者不是采取拍案而起、義憤填膺、“替天行道”、“復歸正宗”等敘述調式，更不是以理想主義、浪漫情懷、升華哲思、魔幻寓言的敘述方略，而是用一種幾乎是徹底冷靜的“無是無非”的純粹作“壁上觀”的鬆弛而隨意的筆觸，來娓娓地展現一幕幕的人間黑暗和世態奇觀此書的作者究竟是誰學術界衆說紛紜而尚難歸一。或許此書的成書過程中確有多人多手參與，從其“擬話本”的風格上看，可能也是當時茶肆酒樓說書人的一個時髦的“保留節目”，衆多的參與創作者可能都在其故事裏加進了一些“訓誡”。但那些牽強附會的生硬“訓誡”完全不能融合於故事與人物，衹是一些“套話”，乃至於顯得“纍贅”多餘。為什麽經過“蘭陵笑笑生”歸總刻印，仍不見“起色”這究竟是因為所有參與創作者都缺乏“思想高度”，還是因為，就小說創作的內在規律而言，像《紅樓夢》那樣充滿敘述焦慮，洋溢着理想光芒與浪漫情懷固然是一種很好的敘述方式，而《金瓶梅》式的“冷敘述”，並且是達到七穿八達、玲瓏剔透、生猛鮮活、濃滋厚味的“純客觀敘述”，也是一種在美學上可能具有相當價值的敘述方略呢
　　我們可能更樂於公開地表達對《紅樓夢》的激賞，而吝於表達閱讀《金瓶梅》時所獲得的審美愉悅，這可能與我們所處的時代和大人文環境有關。其實，拋開其他方面不論，《金瓶梅》在駕馭人物對話的語言功力上，往往是居《紅樓夢》之上的。我們所津津樂道的“紅語”，如“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千裏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不當傢花花的”，“打旋磨兒”、“前人撒土迷了後人的眼”等等，都在《金瓶梅 》裏嫻熟而精當地運用過的。《紅樓夢》在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內地，已經獲得了可以說是幾無異議的至高評價，但是《金瓶梅》卻直到20世紀末，纔終於能被一般成年讀者正常閱讀，學界也纔有可能更加開放地進行研究。我這裏便對學界，當然也兼及一般的讀者，提出這樣一個課題，就是請回答，當一個時代裏的一個作傢，他實在無法升華出理想與哲思時，他便使用《金瓶梅》式的文本，精微而生動地描摹出他所熟悉的人間景象和生命現象，在語言造詣上更達到出神入化的鮮活程度，我們是應當容忍他呢，還是一定要嚴厲地禁止他，乃至恨不能將他的著作“扼殺在搖籃中”
　　當然，《紅樓夢》是一部不僅屬於我們民族，更屬於全人類的文學瑰寶。那麽，比《紅樓夢》早二百年左右出世的《金瓶梅》呢我以為也是一部不僅屬於我們民族，也更屬於全人類的文學巨著。而且，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有可能更深刻地意識到這一點，尤其是，有可能悟出其文本構成的深層機製，以及時代與文學、環境與作傢間互製互動的某種復雜而可尋的規律，從而由衷地發出理解與諒解的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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