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岁那年的春天，白居易被任命为校书郎，正式步入仕途。三年后，他成为周至县尉，随即又调任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大约冬天到来的时候，又被授予翰林学士。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白居易终于成亲了，他的妻子是杨虞卿的从妹。先立业，后成家，白居易算是一个典范，三十多岁成婚，在今天也能算个晚婚的模范。这时，喜事连连的白居易活力四射，虽然他人微言轻，但有一颗炽热的心，他要用自己的笔报效朝廷。那些让“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让“握军要者切齿”的新乐府诗，就写于这段时间。白居易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
白居易这些诗歌涉及的问题很多，有农业问题、边防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宗教信仰问题，甚至还有与皇帝生活有关的“宫市”问题，即他在诗中所总结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叹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这些问题本来积累已久，大小官吏心知肚明，但谁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大家相互忽悠，粉饰太平。白居易是初生牛犊，无知无畏，大声疾呼，鞭挞、讽刺，辞激情真，确实让我们感动，让官僚厌烦。这些诗歌虽然艺术性不强，但锋芒毕露，针针见血，比起那些风花雪月、歪歪唧唧、无病呻吟的诗歌，不啻好上数倍。
唐宪宗终于注意到这位斗牛士一样的诤臣，迅速将他提拔为左拾遗。白居易十分感激，自然想要做出一番业绩来报答圣恩。每当朝廷讨论重要问题的时候，这位诗人总要挺身而出，把大家想说又不敢说的一股脑全说出来，史书上记载这段诗人这段经历的原话是“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上多听纳”。这时，白居易经常说的三步曲是：“皇上，您错了”，“皇上，您又错了”，“皇上，您还是错了”。皇帝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皇帝欣赏他，并不意味着可以容忍他的直言无讳。军阀王承宗叛乱的时候，唐宪宗任命他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为招讨使，白居易又出来“说三道四”。唐宪宗终于实在不耐烦了，大发雷霆，说道：“白居易这小子，还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怎么专门与我作对，一点规矩都不讲，我实在受不了。”好在当时的丞相李绛对白居易也很欣赏，在一旁劝说道：“白居易之所以不怕死，事无巨细都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就是为了报答您的厚爱。皇上您想要大开谏诤之路，就应该让白居易说话。”这才让白居易逃过一劫。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回到渭村居住。在渭村的这三年多时间，白居易生活十分困难。他是一个靠基本工资生活的人，之前在中央政府做官，虽然只是言官，没有什么实权，收入有限，但由于他是苦出身，对自己要求严格，对生活要求不高，所以没有感受到经济上的压力。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担任校书郎的时候，工资忒低，但与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还是很激动，很满足，这毕竟是他的第一份收入：“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后来当了翰林学士，搞调研，写新乐府诗，目睹许多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辛苦一年而衣食都无法保障，不免对自己轻轻松松拿工资的行为感到羞愧，“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现在丁忧在家，没有收入，没有积蓄，生活自然窘迫起来，最疼爱的女儿金銮子也夭折了，这都让很揪心。好在老朋友元稹伸出了双手，不断拿出自己的工资来支援，帮白居易度过了难关。中唐人才辈出，许多著名的文人与白居易年龄颇为接近，如韩愈、令狐楚大他四岁，刘禹锡、李绅与他同年，柳宗元小他一岁。这些人大多同朝为官，但相互之间来往并不太多。白居易只与比他小7岁的元稹关系最为密切，元稹死后，他才开始与刘禹锡往来酬唱，至于韩愈、柳宗元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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