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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 柏楊訪談錄：新城對 》
我很高興在這裏生根(1)
柏楊 Bai Yang
訪問者張笠先生
文載1989年1月9日臺北《自立晚報》
劇變的八十年代臺灣社會，傳統的遊戲規則一一被破除，民衆的聲音在街頭激蕩，政治的革新令人目不暇給。對應於社會的激變，敏銳的寫作者有什麽感應和衝擊？
問：1895年《馬關條約》簽定，臺灣割給日本。日本為了統治臺灣，在條約中規定臺灣人國籍的選擇方式，變賣産業回到中國或在臺灣登記做外僑等等。生存在臺灣本土的人，一百年來似乎都面臨國傢認同的睏惑。因為戰爭造成人倫乖離的現象，你認為造成乖離的癥結在哪裏？有沒有辦法打破這種乖離的狀況？
柏楊：您剛纔已把問題解答出來，造成這種情況是因為戰敗。戰勝了當然就沒有這個問題，戰敗就是這樣子。
問：您是說因為戰敗産生這個問題……
柏楊：是的。假如說沒有戰敗，就不會有這些問題。好比法國，戰敗了就把阿爾薩斯、洛林兩省割給德國，戰勝了再把它要回來。二次世界大戰最初德國勝利了，再把它拿回去，後來法國勝利，再把它拿回來。這是整個國傢的决鬥，失敗者充滿了無奈。
問：照這樣講，人的命運看來很悲觀；消弭國傢認同的睏惑，難道一定要用戰爭的方式？不能用其他的方式？
柏楊：這個認同問題……哎，除了“武力”，還有“時間”，時間可以培養出認同感。無論是多麽強大的國傢或多麽衰弱的國傢，比較起來，個人都非常脆弱。當狂風暴雨來臨的時候，自己沒辦法來抵抗。從歷史觀點來看，人生大多時間處於無可奈何之境，所以每個人都必須掙紮、爭取。
問：人結合成社會，脆弱的個體跟體製對决，在這個既定的基礎上，是不是可以給有權勢的人一些忠告？
柏楊：有權勢的人必須小心謹慎地使用他的權勢，任何權勢都有極限，即令是大獨裁者或山窩裏的土匪。使用權勢，好像把一個巨大的石頭從山上踢下來，他有能力下腳，但石頭既經滾動，他就沒有能力收回，包括踢石頭的權勢頭目，他也收不回。如果他輕易下腳，他就逃不脫懲罰。
問：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戰後嘗到苦果。戰時他們的作傢或文化人，雖然無法輓回大局，但總也出來講過話。您覺得作傢面臨這種情形時需不需要挺身發言？
柏楊：我覺得應該挺身而出，這非常重要，因為這就是人類纔有的道德勇氣。無論壓力多麽大，有聲音比沒有聲音好，有聲音可能改變現實，假使沒有聲音，就永遠不可能改變什麽。
問：臺灣經濟發展快速，但經濟發展和文化的進步好像有落差，如何趕上或提升？
柏楊：經濟發展而文化跟不上的社會，隨時都會崩潰。我們的社會忽然暴富，大傢都有錢，而且不曉得錢從哪裏來。沒有把錢用在再生産，或用在文化活動上，而全浪費在色情和暴力上，經濟繁榮就會很快過去。好比股票的狂飆，六合彩的泛濫，大傢都去賭了，誰來生産？沒有生産，就不能使我們的科技提升。衹好全靠運氣，原來大傢都勤奮，現在大傢都不勤奮了，立國之道在哪裏？這是很可怕的現象。羅馬帝國衰亡的時候，大傢追求享樂而不追求建設，過一天算一天；在窮睏的社會中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個富裕的社會，就是黃燈，經濟的成長如果沒有文化輔佐，不能把人民素質提高的話，我們不過是一群穿花戴緑的動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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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人民文學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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