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表《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开始，张爱玲算是步入文坛了。但《二十世纪》是洋人的文坛，张爱玲不是林语堂，不论就感受性而言，还是就对中文的喜爱程度而论，她的中国情结都要比后者深得多，她不能满足于那种轻倩的介绍方式。虽然三年没碰中文，她肯定还是不能、也不甘把洋人设想成她的主要读者，何况她自小就钟情于小说，心心念念于那个更广大的想象空间。洋人要看而比较容易看懂的是介绍性的文字，小说对于他们显然是更费解的。张爱玲要靠英文写小说成名，近乎不可能，即使以后她以英文写了多部小说，也还是做不到这一点。《到底是上海人》中恭维上海人，说“只有上海人懂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假如我们不全然当做是笼络读者的套语（事实上也不是），则我们不妨说，她想象中真正能与她心照的读者还是她的同胞。
所以就在“卖”洋文行情很不错的时候，她挟着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去叩上海文坛的门了。而且一旦在中国文坛上站稳了脚跟，张爱玲便与西文杂志挥手作别，虽然《二十世纪》一直出至1945年欧战结束才停刊，而赏识她的梅奈特肯定继续向她约过稿。这一停就是好几年，直到50年代初她离开祖国大陆以后，她才重新拣起那支写洋文的笔。
不知是因为以往投稿漫长的（有时是无望的）等待令她感到不耐，还是她学会了一点人情世故，抑或她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总之这一次怀着对成名急切渴望的张爱玲没有将作品投进邮筒，听任它到编辑大人的案上去碰运气。她宁可去“面试”。经母亲这一系的亲戚、园艺家黄岳渊的介绍，她带着稿子拜访了《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
周瘦鹃笔名紫罗兰庵主人，是鸳蝴派（又称“礼拜六派”）的代表性作家，很早即因发表在早期《小说月报》上的小说《爱之花》而一举成名。其后他与王钝根一起主编《礼拜六》杂志，该杂志以“宁可不讨小老婆，不可不读《礼拜六》”相号召，其消遣游戏性质一望而知；他又曾经是《申报》副刊《自由谈》的主持人，而在新文学作家黎烈文接手改组之前，该副刊一直是鸳蝴派的重镇，因此之故，周素来是新文学阵营重点攻击的对象之一。
鸳蝴派虽然从民国初年起就一直受到新文学阵营的激烈批判，并且一度为时势所迫，交出了《小说月报》等几个重要阵地，但通俗文学这一块仍然是他们的天下，都市中发行量较大的杂志、副刊也仍然是他们的地盘。周瘦鹃身为好几家有号召力的杂志、副刊的编辑，在上海滩文坛、在鸳蝴圈中——尽管新文学作家从来不把鸳蝴派的圈子视为文坛——算得上是个“泰斗”级的人物，绝非单是耍耍笔杆的寻常通俗小说家可比。有一度报纸上曾有人写文章，斥他把持文坛，外稿多掷进纸篓，甚至不烦过目，夹袋中人的稿件则即使拆烂污亦照登不误。张爱玲不会自低身价，通过关系将稿子硬塞入周瘦鹃的“夹袋”，然而此次张爱玲是经周的老交情黄岳渊（周酷爱园艺，1949年以后还写过专谈花卉草木的书，那时是黄岳渊庭园中的常客）之介到紫罗兰庵登门拜访，她又是名门世家之后（旧派文人对门第、家学之类一向是津津乐道的），紫罗兰庵主人当然另眼相看。
此次相会，老少二人谈得甚是融洽。张爱玲待人接物时给人“夹生”之感，但她在长辈面前似乎要松弛一些。她尝自言一向对年纪大的人感到亲切，对年岁相当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对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这一回她在周瘦鹃面前虽是执礼甚恭，却也还自如。她向周说起她母亲和姑姑都是他的忠实读者，她母亲且曾因他一篇哀情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而伤心落泪，并写信央求作者不要安排如此悲惨的结局。周瘦鹃听了自然大为高兴。让张爱玲高兴的却是这位主编对她奉上的小说十分欣赏。还未读正文，光看了篇名《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周瘦鹃便称名字起得好，大约他闻到了传统小说的气息。“五四”以后，文学青年多将旧小说视为落伍，现在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姐，这个正给洋杂志写文章、理应洋派的人物居然甘于“落伍”，委实可喜。他倒没有细究这名字其实亦新亦旧，中西合璧——篇名中出现冒号是地道的洋派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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