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表《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开始,张爱玲算是步入文坛了。但《二十世纪》是洋人的文坛,张爱玲不是林语堂,不论就感受性而言,还是就对中文的喜爱程度而论,她的中国情结都要比后者深得多,她不能满足于那种轻倩的介绍方式。虽然三年没碰中文,她肯定还是不能、也不甘把洋人设想成她的主要读者,何况她自小就钟情于小说,心心念念于那个更广大的想象空间。洋人要看而比较容易看懂的是介绍性的文字,小说对于他们显然是更费解的。张爱玲要靠英文写小说成名,近乎不可能,即使以后她以英文写了多部小说,也还是做不到这一点。《到底是上海人》中恭维上海人,说“只有上海人懂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假如我们不全然当做是笼络读者的套语(事实上也不是),则我们不妨说,她想象中真正能与她心照的读者还是她的同胞。
所以就在“卖”洋文行情很不错的时候,她挟着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去叩上海文坛的门了。而且一旦在中国文坛上站稳了脚跟,张爱玲便与西文杂志挥手作别,虽然《二十世纪》一直出至1945年欧战结束才停刊,而赏识她的梅奈特肯定继续向她约过稿。这一停就是好几年,直到50年代初她离开祖国大陆以后,她才重新拣起那支写洋文的笔。
不知是因为以往投稿漫长的(有时是无望的)等待令她感到不耐,还是她学会了一点人情世故,抑或她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总之这一次怀着对成名急切渴望的张爱玲没有将作品投进邮筒,听任它到编辑大人的案上去碰运气。她宁可去“面试”。经母亲这一系的亲戚、园艺家黄岳渊的介绍,她带着稿子拜访了《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
周瘦鹃笔名紫罗兰庵主人,是鸳蝴派(又称“礼拜六派”)的代表性作家,很早即因发表在早期《小说月报》上的小说《爱之花》而一举成名。其后他与王钝根一起主编《礼拜六》杂志,该杂志以“宁可不讨小老婆,不可不读《礼拜六》”相号召,其消遣游戏性质一望而知;他又曾经是《申报》副刊《自由谈》的主持人,而在新文学作家黎烈文接手改组之前,该副刊一直是鸳蝴派的重镇,因此之故,周素来是新文学阵营重点攻击的对象之一。
鸳蝴派虽然从民国初年起就一直受到新文学阵营的激烈批判,并且一度为时势所迫,交出了《小说月报》等几个重要阵地,但通俗文学这一块仍然是他们的天下,都市中发行量较大的杂志、副刊也仍然是他们的地盘。周瘦鹃身为好几家有号召力的杂志、副刊的编辑,在上海滩文坛、在鸳蝴圈中——尽管新文学作家从来不把鸳蝴派的圈子视为文坛——算得上是个“泰斗”级的人物,绝非单是耍耍笔杆的寻常通俗小说家可比。有一度报纸上曾有人写文章,斥他把持文坛,外稿多掷进纸篓,甚至不烦过目,夹袋中人的稿件则即使拆烂污亦照登不误。张爱玲不会自低身价,通过关系将稿子硬塞入周瘦鹃的“夹袋”,然而此次张爱玲是经周的老交情黄岳渊(周酷爱园艺,1949年以后还写过专谈花卉草木的书,那时是黄岳渊庭园中的常客)之介到紫罗兰庵登门拜访,她又是名门世家之后(旧派文人对门第、家学之类一向是津津乐道的),紫罗兰庵主人当然另眼相看。
此次相会,老少二人谈得甚是融洽。张爱玲待人接物时给人“夹生”之感,但她在长辈面前似乎要松弛一些。她尝自言一向对年纪大的人感到亲切,对年岁相当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对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这一回她在周瘦鹃面前虽是执礼甚恭,却也还自如。她向周说起她母亲和姑姑都是他的忠实读者,她母亲且曾因他一篇哀情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而伤心落泪,并写信央求作者不要安排如此悲惨的结局。周瘦鹃听了自然大为高兴。让张爱玲高兴的却是这位主编对她奉上的小说十分欣赏。还未读正文,光看了篇名《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周瘦鹃便称名字起得好,大约他闻到了传统小说的气息。“五四”以后,文学青年多将旧小说视为落伍,现在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姐,这个正给洋杂志写文章、理应洋派的人物居然甘于“落伍”,委实可喜。他倒没有细究这名字其实亦新亦旧,中西合璧——篇名中出现冒号是地道的洋派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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