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 駡最多的人和最多人駡的人--李敖 Most people curse curse most people - Li Ao   》 四、炮轟高等教育(2)      陳纔生 Chen Caisheng

　　但是在任何國傢任何地區，教育與學術界的腐敗都不是某個人的問題，究其根源都會追溯到體製問題。正因如此，作者付出失學、失業的代價所換來的是：現狀依然如舊。“驚魂甫定，遮羞完畢，有人又從麻將桌邊浮了出來，照舊打出了‘白板’，做成了‘清一色’，然後望望窗外，喘氣說：‘嚇！這次臺風好大呀！’”　　關於高等教育怪現狀的討論，正反雙方撰文頗多。正方如梁實秋的《整頓高等教育的幾點意見》（《文星》７４期１２月１日）、蔣勻田的《如何矯正高等教育的怪狀》（《文星》７４期１２月１日）、喬齡的《人才之嘆》（《大華晚報》１２月２日）；反方如洪炎秋的《一個教授的自覺》（《中央副刊》１２月２８日）、梁容若的《天國之路》（《中央副刊》１２月２日）、劉世超的《大學的師資問題》（《新時代》３捲１２期）等，各呈己見。然而反方的重點慢慢轉移到一個方面：“大學教授待遇菲薄論”。因為“待遇菲薄”，所以不能專心做學問、不能研究、不能發表論文、不能退休、不能新陳代謝、不能這個、不能那個……總之，一切都沒法子，一切都得維持現狀——拖！　　李敖認為，這種觀念正是教育黑暗與腐敗的癥結所在，它是那些老而不退者的“定心丸”、“安魂藥”、“遮羞的簾子”、“老不長進的簾子”，是一種“偷天換日的技巧、一種移花接木的把戲”。基於此，１９６４年７月１日，李敖又在《文星》第７５期發表了《論“占着茅坑不拉屎”》一文。作者以洪炎秋文章為靶子，在本文中給予揭穿。　　在發表《高等院校的一面怪現狀》的同時，李敖又發表了《李濟：他的貢獻和悲劇》一文，把第二個目標對準了臺灣島上的最高學術機關——中央研究院。　　臺灣大學和中央研究院是臺灣知識界的雙峰，一個是最高的教育機關，一個是最高的學術機關。為了把它們的主要問題拿出來進行檢驗，前面李敖選取了臺灣大學的文學院及其主持人瀋剛伯，這裏作者把矛頭對準了歷史研究所及其主持人李濟。這兩位學界掌門人是“親傢”，且都是氣焰震“主”（臺大校長錢思亮、研究院院長王世傑，兩人被震成了小傀儡）的人物。在選取典型上，自然是首當其選。　　李濟，北平清華學校畢業，五四前夕公費留美，取得三個學位，２６歲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起初在南開大學執教，後轉入清華大學以講師資格與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一起擔任導師，主要從事考古研究，參加了河南新鄭（１９２４年）、山西夏縣西陰村（１９２５年、１９３０年）、安陽小屯（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７年共１５次）的考古工作。１９２８年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兼第三組主任，後歷任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故宮中央博物院理事，臺灣大學歷史係教授、考古人類學係主任、故宮中央博物院理事及中央圖書館聯合管理處理事及出席菲律賓、西雅圖等學術會議的代表，又曾在倫敦、斯德哥爾摩、墨西哥大學、華盛頓大學講學，１９３８年起，被選為“英國皇傢人類學研究所”榮譽研究員（Ｈｏｎｏｒａｒｙ Ｆｅｌｌｏｗ），１９４８年起，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５年起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臺灣大學考古學人類學係主任。　　在《李濟：他的貢獻和悲劇》一文中，李敖首先介紹了李濟的學術研究成果和愛國思想以及對科學思想的宣揚，同時也談到了他悲劇的一面，老而不退，後繼乏人，性格狷介，“嚴肅而不可親（甚至有時氣量狹窄小氣，態度跋扈專橫）”，難免走上“惡惡而不能去，愛纔而不能用（或不敢用）”的十字街頭。　　就在李敖指出李濟氣量狹窄、態度跋扈專橫，“希望他能警惕，從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時候，１９６４年７月，《清華通訊》第９期發表了一篇《尋真理的李濟之先生》，對李濟進行了高度的評價：“在李先生身上，我們看見了希臘精神和儒傢修養的結合！”為了給這種“結合”找出證據和反證，李敖按捺不下，１９６４年８月２２日，揮筆寫下了《從李濟的悲劇看中央研究院的幾個黑暗面》一文，立刻引起一場軒然大波。該文從九個方面對李濟的“悲觀”、“氣量狹窄小氣與態度跋扈專橫”、“把持職位、學術資料”、“師心自用，不善用人，排斥異己，唯我獨尊”等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正如《李濟：他的貢獻和悲劇》一文的結尾所說：“李濟的悲劇象徵着教育學術悲劇的擬人化”。李敖把矛頭指嚮學界“大老虎”李濟，實為一不作二不休之舉。要徹底廓清學術界的腐敗與黑暗，就不能衹論制度不論人，“有治人無治法”的現象和“有治法無治人”的現象皆不可取，“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不但要‘駡倒一些個人’，甚至應該打倒一些個人，我們要逢佛砍佛、逢羅漢砍羅漢、逢老不長進砍老不長進。衹有這樣，才能趕走攔路的老虎或紙老虎。”對“李濟型”的人，衹有“擒賊先擒王”，纔可能招致學界大嘩，引起人們心靈上的震動，攪起千尺死水，形成思想的大波。　　李敖在後來出版的《〈教育與臉譜〉序幕》中說，該書“收集我１２篇的文字，其中有１／３是沒發表過的。”無論是批評臺大文學院院長瀋剛伯，還是批評史語所所長李濟，無論是評價“入世”而“用世”的臺灣駐美大使蔣廷黻，還是贊美勤奮工作、銳意進取、充滿了智慧和人情味的美國總統鬍佛，全部的文字都是環繞在一個主題上面，那就是：“老頭子，你好好幹；你不好好幹，最好請你滾蛋！”所用的方法正是魯迅先生所說的“貶痼弊常取類型”。他在緻臺大中國文學係主任臺靜農的信中說：“我批評的對象是‘衆人’，是ｆａｃｕｌｔｙ。我偶爾提到‘個人’，也是認為這個‘個人’可以代表‘衆人’，代表ｆａｃｕｌｔｙ，值得藉來做活證與抽樣。所以毋寧如泰戈爾所說，個人是好的，衆人是不好的。對‘個人’，我何成見之有？”　　此類文字一發表，真正捅破了學術界的馬蜂窩，馬上引起四面八方對他的不滿與反擊。　　在１９世紀６０年代的臺灣，既未“全盤西化”，當然無法容忍他的“目無尊長”、“尖酸刻薄”，甚至更有老先生告他“人身攻擊”，鬧到法庭去“對簿公堂”一番。因李敖曾師從臺大臺靜農、吳相湘和史研所姚從吾先生，故文章發表後，鬍秋原撰文說李敖鬥膽寫此文是受到“一個教育機關”（臺大）和“一個學術機關”（中研院）的支持。實際並非事實。對於李敖凌厲的筆鋒，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７日，著名作傢於梨華在對李敖的信中有勸說之詞：　　……你批評臺大的幾個人，尤其是瀋的事。我先說明，並不是因他替我寫了序，我要襢護他，你說的許多話如：他的懶、他看武俠小說等等我完全與你同意，可是你說得太粗糙、太表面化，像兩人打仗，你身上毫無遮蔽的上戰場，不是先弄得遍體傷痕嗎？１７世紀末英國的大文人Ｓｗｉｆｔ、Ｐｏｐｅ，都是駡人的能手，他們也指明的駡Ｄｏｎｎｅ他們的前輩，而且說得十分刻薄，可是他們用的技巧十分ｓｕｂｄｕｅ（按：委婉），所以對方無法攻他。尤其是Ｓｗｉｆｔ，他的筆猶如蛇舌，教人生恨，可是別人一點也捉不到它。你的才華如此強烈，記憶力又特別超人，做一個ｓａｔｉｒｉｃ ｗｒｉｔｅｒ（按：諷刺作傢）已有了最好的條件，所需要的就是一點①技巧，②鋒芒絶不能太露，年輕人像你這樣特別易受傷，就是你鋒芒太露咄咄逼人，③字句用法千萬不能流氣俗氣。①　　李敖並沒有聽從朋友的勸告，他依然在我行我素。　　顯而易見，在“衆神默默”之下，李敖以一夫之勇所面對的是一個強大的政治機構所支持的學術集團，其力量之懸殊，不可比擬。但歷史的責任感已使他對一切利害得失在所不惜，他清楚地知道：“說這些話的後果也許是鸚鵡救火、也許是飛蛾撲火，或是另一個方式的不得善終。可是我知道我不能坐等別人來‘發難’，對政治，我們已經不說話了；難道對教育學術、對社會問題，我們還裝孫子嗎？”難怪他要說“衹好用這本教育中的臉譜和臉譜中的教育來表示螳螂之怒”了。但他依然自信，堅信自己的方向是對的，代表着歷史和正義。他說：“在我不能斬將搴旗的時候，我衹能悲憤地留下這部歷史的紀錄，讓一代擾攘的老頭子們，會在千秋萬代以後，使他們的子孫會因他們而感到羞恥。假使他們不斷子絶孫的話，歷史之神總有一天要為我作證。”（《序幕》）“我是醬缸裏的一條蟲，不過是一條野生的、想飛的。我飛的方向是極大多數知識分子所不能達到或不屑達到的，但是我卻直朝前面飛去。‘安能居牖下，白首太玄經’，這是我的新境界了！”李敖的勇氣來自於他的自信，他自信自己的境界在衆人之上，正因為他有如此清醒的認識，所以才能有如此義無反顧的思想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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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華出版社
一、他嚮往“偉大驚人”(1)一、他嚮往“偉大驚人”(2)二、行為“古典”
三、神交梁啓超四、師從嚴僑(1)四、師從嚴僑(2)
五、暗戀羅君若六、失戀：“性的信仰的轉變”(1)六、失戀：“性的信仰的轉變”(2)
六、失戀：“性的信仰的轉變”(3)七、姚本師，“不拒麯木”八、鬍適：(1)
八、鬍適：(2)九、“偏要驚人過一生！”(1)九、“偏要驚人過一生！”(2)
十、《一個預備軍官的日記》(1)十、《一個預備軍官的日記》(2)十、《一個預備軍官的日記》(3)
一、他嚮往“偉大驚人”(1)一、他嚮往“偉大驚人”(2)二、行為“古典”
三、神交梁啓超四、師從嚴僑(1)四、師從嚴僑(2)
第   I   [II]   [III]   [IV]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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