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章强先生、章兰先生，以及两位“一读者”先生的大函，先后收到。四位读者老爷对凌波女士此次在高雄演唱之惨，大喜过望，盖柏杨先生过去曾批评过凌波女士，这一下子证明了我阁下：“目光如炬，有先见之明，且有藉群众之手，为您报了一箭之仇。那些凌波迷，当初为了她，把你骂得狗血喷头，现在怎么不去助阵呀，大概只是口头上叫，兑现时就露原形了，这叫啥迷？您老真得欢喜才对。”这一段是章强先生的话，其他三位的话，大同小异，不再一一抄录矣。
凌波女士此次到高雄演唱，砸锅砸到姥姥家，上座不满一成，偌大的体育馆，只小猫三只四只（可不是说谁是小猫，只是形容其少罢啦），她不得不在后台掩面痛哭。呜呼，这真是芳心都碎的一哭。而台北报纸，更紧迫直打，出现了不少短评，提出警语曰“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得意不可再往”，已在台北第一酒店捞了一票，还想捞遍全台湾，未免太狠了点。另外则有些人判断她的号召力已露了底，不但邵氏公司不会再要她，别的公司也不会再要她矣，为了定额的几个钱而葬送无限的前途，实在愚不可及兼蠢不可及。
上面这些话，不仅是四位读者老爷的评论，也是小民的评论。只柏杨先生守口如瓶，非是修养忽然好啦，而是为了凌波女士，我老人家可算吃了不少苦头，想当年《梁山伯与祝英台》正在上演时，写了一点感想，谁晓得这一写就好像戳了马蜂窝，搞得捧潮派热血沸腾，电话打到《自立晚报》，有的要退报，有的则大骂曰：“干你老母！”还没来得及分辩，“砰”的一声，已经挂断。挨骂的各位记者编辑，一见了我老人家，就怒目而视。这还不算，从高阶层来的压力，更如雷轰顶，只好仓促结束，盖再不结束，这块千方百计弄到手的地盘就没有了矣。
四位读者老爷大概还记得这些盛况，因之龙心大悦。这番好意，万分感谢。可是感谢之余，仍得分辩分辩。那就是，我老人家当初批评的只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影片，也就是只是批评该片导演李翰祥先生只有小聪明而无大智能，根本没说过一句凌波女士差劲的话，实在想不通捧潮派为啥不先看清啦再发脾气，这是一种可怕的情绪冲动。盖人一旦发了高烧，他就没有理性，眼也不能看，耳也不能听，而只会不分青红皂白打群架。
如今四位读者老爷也这么说，大概也是靠耳朵而不是靠眼睛的，我就不得不十分紧张，我现在当然不再怕捧潮派停报打电话啦，可是连老朋友都人云亦云，可看出人人都喜欢一面之词。不但喜欢一面之词，且以一面之词为待人接物的秘密武器。有些大佬训人的时候，被训份子想要分辩两句，大佬立刻吼曰：“不要说啦，我什么都知道。”一脸精明之状，令人恨不得上去就给他一巴掌。呜呼，他什么都知道，该“知道”是怎么来的？不过靠小报告过日子罢啦。
我老人家从没有批评过凌波女士，偏有人栽赃说批评过，白纸黑字都抵不过发高烧，怎么解释都不行，请他看看白纸黑字也没用。不但他不信，就是至亲好友也不信，大家努力误会，还有啥可说的。有一次，一个朋友忠告曰：“昨天跟几位波迷太太，在一块吃饭，她们骂死了你，还是我训她们一顿。”到底是老朋友啦，总是处处拔刀相助，可是他不助还好，一助却肯定了我真的对凌波女士人身攻击。日本四年前大冤狱的男主角吉田石松先生，坐满了二十二年牢，出狱后仍到处奔走，要求昭雪。有人劝他曰：“反正已恢复了自由，还折腾干啥？就是折腾赢啦，二十二年牢也缴不回。”呜呼，这不是缴回缴不回的问题，而是冤枉不冤枉的问题。柏杨先生从没有干过的事，大家一口咬定我干过，我就生气，把我打成稀烂固然生气，把我捧到玉皇大帝的座位上，舒舒服服的坐，也照样生气。
写到这里，谨向四位读者老爷道歉，我老人家多少有点气昏了头，有机会就发泄发泄，叟言无忌，原谅原谅。盖恰恰相反，我却觉得凌波女士实在值得我们思慕。几乎所有的女电影明星，都教人起鸡皮疙瘩，有的装腔作势，除非拿银子晃她一晃，她的架子就永不会塌。有的搔首弄姿，连点点头都是演戏。有的虎视眈眈，急吼吼到处找肉头。然而更主要的是，差不多都一肚子草包（对不起，你阁下当然例外），中看不中吃，只能瞧，不能谈，非谈不可的话，就言语乏味，进而连累得面目可憎。在这方面，李丽华女士可说集各型之大成，有人说她上自头发梢，下到脚趾甲，全是假的。其实，外面全是假的没啥，有啥的是她内心也全是假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有政治意义，教人阵阵发毛。只有凌波女士仍保持正常的一片纯真，这种人不但电影圈里少见，就是社会上也少见。
正因为凌波女士有点傻兮兮，所以她才跳进包商──那位可敬的套曲家周蓝萍先生暨夫人的圈圈，被牵着鼻子，沿街卖唱。从台北唱到高雄，从高雄唱到台南，再从台南唱到台中。嗟夫，这正是一段《后庭花》：“急煎煎红尘里走，气怯怯大街上诌，走的个喘吁吁无停脚，诌的个汗淫淫不转头。真好是没来由，盛名家私一齐丢，娇身躯，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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