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者张笠先生
文载1989年1月9日台北《自立晚报》
剧变的八十年代台湾社会，传统的游戏规则一一被破除，民众的声音在街头激荡，政治的革新令人目不暇给。对应于社会的激变，敏锐的写作者有什么感应和冲击？
问：1895年《马关条约》签定，台湾割给日本。日本为了统治台湾，在条约中规定台湾人国籍的选择方式，变卖产业回到中国或在台湾登记做外侨等等。生存在台湾本土的人，一百年来似乎都面临国家认同的困惑。因为战争造成人伦乖离的现象，你认为造成乖离的症结在哪里？有没有办法打破这种乖离的状况？
柏杨：您刚才已把问题解答出来，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战败。战胜了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战败就是这样子。
问：您是说因为战败产生这个问题……
柏杨：是的。假如说没有战败，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好比法国，战败了就把阿尔萨斯、洛林两省割给德国，战胜了再把它要回来。二次世界大战最初德国胜利了，再把它拿回去，后来法国胜利，再把它拿回来。这是整个国家的决斗，失败者充满了无奈。
问：照这样讲，人的命运看来很悲观；消弭国家认同的困惑，难道一定要用战争的方式？不能用其他的方式？
柏杨：这个认同问题……哎，除了“武力”，还有“时间”，时间可以培养出认同感。无论是多么强大的国家或多么衰弱的国家，比较起来，个人都非常脆弱。当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自己没办法来抵抗。从历史观点来看，人生大多时间处于无可奈何之境，所以每个人都必须挣扎、争取。
问：人结合成社会，脆弱的个体跟体制对决，在这个既定的基础上，是不是可以给有权势的人一些忠告？
柏杨：有权势的人必须小心谨慎地使用他的权势，任何权势都有极限，即令是大独裁者或山窝里的土匪。使用权势，好像把一个巨大的石头从山上踢下来，他有能力下脚，但石头既经滚动，他就没有能力收回，包括踢石头的权势头目，他也收不回。如果他轻易下脚，他就逃不脱惩罚。
问：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战后尝到苦果。战时他们的作家或文化人，虽然无法挽回大局，但总也出来讲过话。您觉得作家面临这种情形时需不需要挺身发言？
柏杨：我觉得应该挺身而出，这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人类才有的道德勇气。无论压力多么大，有声音比没有声音好，有声音可能改变现实，假使没有声音，就永远不可能改变什么。
问：台湾经济发展快速，但经济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好像有落差，如何赶上或提升？
柏杨：经济发展而文化跟不上的社会，随时都会崩溃。我们的社会忽然暴富，大家都有钱，而且不晓得钱从哪里来。没有把钱用在再生产，或用在文化活动上，而全浪费在色情和暴力上，经济繁荣就会很快过去。好比股票的狂飙，六合彩的泛滥，大家都去赌了，谁来生产？没有生产，就不能使我们的科技提升。只好全靠运气，原来大家都勤奋，现在大家都不勤奋了，立国之道在哪里？这是很可怕的现象。罗马帝国衰亡的时候，大家追求享乐而不追求建设，过一天算一天；在穷困的社会中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个富裕的社会，就是黄灯，经济的成长如果没有文化辅佐，不能把人民素质提高的话，我们不过是一群穿花戴绿的动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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