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两天，音乐学院才张榜公布过了第一轮的学生的名单。音乐学院的传统是在布告栏里贴一张大红榜，上面用黑色的浓墨列出进入第二轮的四十个学生的名单。
郎朗榜上有名。
在中国，红色是代表喜庆的颜色。我在大红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一下子如释重负。发脾气教授没有毁掉我的机会。我过了一关，但下一关要艰难得多。四十个考生中只能录取十四人，但进入前十四名还不够，因为只有前七名能拿到奖学金。没有奖学金，我负担不起上音乐学院的费用。对我来说，拿第八名并不比拿第两千五百名强。
而且，下一轮考的不仅仅是演奏，还有音乐理论及和声学的笔试。考官会奏出一个和弦，你得听辨出来，说出名字：三和弦、七和弦、不协和和弦、增减和弦等。接着还要忍受煎熬，接受节奏型的测试：考官会飞快地演示，而你必须重复考官的演奏。那不是我的强项，所以我很担心，而第二轮考试前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可以让我担心。
音乐学院给进入第二轮的四十名学生按排了琴房，供我们排练演奏的曲目。因为家长不能进入校园，这些学生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便站在校门外，透过琴房的窗户鼓励、责难或是指点他们的孩子，那样子就像体育比赛场上尖声叫嚷的观众。因为一家一个小孩，每个人都对家里独生宝贝的命运前途格外地关注。"你弹得太快了！你弹得太慢了！你弹得太散漫了！"有的学生对这样轰轰烈烈的场面无动于衷，他们会右手弹琴，左手和朋友打牌。有些父母不善于识别音乐，他们把别人的演奏当成了自己孩子的演奏，冲着琴房乱发指令。父亲不会这样。他从不会把我和其他任何人弄混。他知道我弹琴的手法、风格和乐句划分的特点，他比我还要了解我弹琴的方式。要是他喊出指令--"郎朗，把最后一个乐章再弹一遍，不过这次连奏要再流畅连贯一些"--我会听他的。
可是在第二轮考试前的那些天里，我分派到的练琴房离大门很远，这当然对我不利，因为父亲听不见我弹琴，没办法给我指点。
琴才练了一天，父亲就建议说："试试看，能不能和靠近大门的哪个学生换间琴房。我必须得听你练琴。"
第二天，我顺着过道一路走去，问了几个学生能不能和我调换房间，但他们一口回绝了。当然他们和我一样，都想让父母来指点他们，而竞争又是那么激烈。我几乎就要放弃，决定不去敲离大门最近的那间琴房的门。有什么用呢？我看够了别的小孩子抛给我的冷眼。但我还是敲响了门。门打开了，我一下子认出站在我眼前的男孩。他也是从沈阳来的，我五岁那年参加地方钢琴比赛荣获冠军，他就是名列第二的那一位。他比我年纪大，现在已经是音乐学院的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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