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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评论 》 黄霖说金瓶梅 》
性解放乎？淫首恶乎？(1)
黄霖 Huang Lin
《金瓶梅》之所以成为一部有名的禁书，就是因为它是“古今第一淫书”。它那赤裸而又放肆的对于男女性行为的大量描写，实在是空前少见，惊世骇俗的。今天，人们要出版、阅读、研究它时，谁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本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古往今来，世界上哪间房屋里不发生这等事情？因此，流传至今的周代的鼎盘、汉朝的刻石、唐代的铸钱，都有如此这般的造形。元代喇嘛教所铸的欢喜佛之类的裸形交合的神像，今天仍可见之于北京的雍和宫。生民之初不明白生殖机能的科学意义，这就十分自然地对这一人类赖以生存、延续的行为感到既神圣又神秘。在先秦两汉时代还有不少专著来加以研究，如《汉书·艺文志》中所列的《素女经》、《容成子》等就有好多种。但是，后来我国被以讲究“礼义廉耻”的儒教所统治，这等事情也就慢慢地成为可做而不可说了。只偶尔在《汉书》、《晋书》、《唐书》之类的正史中略见几笔，有《飞燕外传》、《游仙窟》、《迷楼记》等小说稍作铺叙，以及零星的几则笔记、有数的几幅画有所泄露之外，一般都避免提到它，更不去描摹形容它。假如一定要提及，也往往用“云雨”、“敦伦”、“房事”、“人道”等字眼来加以取代。就是有关不正当的性行为也有代称，如乱嫖称之为“寻花问柳”，奸暴则曰“狂蜂采蕊”，诸如此类文雅又含蓄的名词，使人读了不至于脸红。然而，《金瓶梅》却一反常态，竟大写特写其男女苟合，乃至种种乱伦灭理的滥交。于是，有人对照现代西方的某种颇为时髦的风气，禁不住惊叹：《金瓶梅》宣扬的是“性解放”，而且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金瓶梅》真的是宣扬“性解放”吗？在《金瓶梅》产生的年代里，人们对于性与淫是有严格区别的。性指正当的夫妇生活；淫则指无度，乱合。《金瓶梅》的作者对于与“食”并列的“性”显然不是简单否定的。屠隆在《与李观察》信中就谈到自己的性欲“其根固也”，“若顿重兵坚城之下，云梯地道攻之，百端不破；”这是因为“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则其根也，根固难去也”。在《金瓶梅》中，对于符合名分的生理上的要求，往往并无非议，通常只是用“是夜在（其妻妾）房中歇了”之类一笔带过，对于并不贪淫的吴月娘、孟玉楼等人也并不流露多少贬斥之意。因为这是“性”，不是“淫”。那么作者对于在性的问题上“自由”、“解放”的态度如何呢？显然，他认为这是淫，是必须否定的。
否定的表现之一，是在总体设计上把那些贪淫的主角置于批判的位置上，让他们遭到报应，不得好死。淫棍西门庆，最后因乱服春药下边毒肿“遗精溺血”而亡；荡妇潘金莲因淫作孽，成了刀下之鬼；李瓶儿贪那“医奴的药”，结果被“精冲了血管”，死于“崩漏之疾”；春梅也“淫欲无度”，得了“骨蒸痨病”，暴死于“性解放”之时。让这批追求“性自由”的角色遭到如此下场，岂不是最严厉的诛伐？同时，这些人“淫”字当头，坏事做尽，不但害己，而且害人。西门庆从诱奸潘金莲开始，杀人夺妻，贪赃枉法，奸巧骗钱，无不与“淫”字相关。聪明能干的潘金莲先亲手毒杀武大郎，后设计惊死小官哥，在西门家妒心大发，口角不断，也不是“淫”字在作祟吗？本来温柔善良的李瓶儿，一变而为心狠手辣，活活气死丈夫花子虚，接着又迫不及待地再嫁蒋竹山，然后又一脚将他踢开，死心塌地倒在西门庆怀里，不也是因为贪求床间的“狂风骤雨”吗？春梅由婢作夫人，也因为她“贪淫不已”，接连葬送了陈经济、周胜、刘二、孙雪娥、周义等五条人命。《金瓶梅》就是这样告诉人们：贪淫无好死，万恶淫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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