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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 憶往述懷 》
第43節:文得學養
季羨林 Ji Xianlin
文得學養
中國古代學者能文者多,換句話說,學者同時又兼散文傢者多,而今則頗少。這是一個極為明顯的事實,由不得你不承認。可是,如果想追問其原因,則恐怕是言人人殊了。
過去中國有"詩言志"和"文以載道"的說法。拋開衆多註釋傢的註釋不談,一般人對這兩個說法的理解是,所謂"志"是自己內心的活動,多半與感情有關,"言志"就是抒發自己的感情,抒發形式則既可以用詩歌,也可以用散文,主要是敘事抒情的散文。所謂"唐宋八大傢"者,皆可以歸入此類。而"載道"則頗與此有別。"道"者,多為別人之"道"。古人所謂"代聖人立言"者,立的是聖人之道。自己即使有"道",如與聖道有違,也是不能立、不敢立的。
這樣就産生了矛盾。人總是有感情的,而感情又往往是要抒發的。即使是以傳承道統自命的人,他們寫文章首先當然是載道,但也不免要抒發感情。我衹舉幾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唐代韓愈以繼承孔子道統自命;但是,不但他寫的詩是抒發感情的,連散文亦然。他那一篇有名的《原道》,顧名思義,就能知道,他"原"的是"道"。但是,誰能說其中感情成分不洋溢充沛呢?又如宋代的朱熹,公認是專以載道為己任的大儒。但是,他寫的許多詩歌,淳樸簡明,藴含深厚,公認是優美的文學作品,千載傳誦。連孔門都註重辭令修飾,講什麽言之無文,行之不達。可見文與道有時候是極難以區分的。
清代桐城派的文人,把學問分為三類:義理、辭章、考據。他們的用意是一人而三任焉,這是他們的最高標準或理想。然而事實怎樣呢?對桐城派的文章,也就是所謂"辭章",學者毀譽參半。我在這裏姑不細論。專談他們的義理和考據,真能卓然成傢者直如鳳毛麟角。較之唐宋時代的韓愈、朱熹等等,雖不能說有天淵之別,其距離蓋亦懸殊矣。
到了今天,學科門類愈益繁多,新知識瀕於爆炸,文人學士不像從前的人那樣有餘裕來鑽研中國古代典籍。他們很多人也忙於載道。載的當然不會像古代那樣是孔孟之道,而衹能是近代外國聖人和當今中國聖人之道,如臨深履薄,唯恐跨越雷池一步,緻遭重譴。可以想象,這樣的文章是不會有文采的,也不敢有文采的。其他不以載道為專業的學者,寫文章也往往不註意修辭,沒有多少文采。有個別自命為作傢的人,不甚讀書,又偏愛在辭藻上下"苦"工夫,結果是,寫出來的文章流光溢彩,但不知所云,如八寶樓臺,拆散開來,不成片段。有的詞句,由於生製硬造,佶屈聱牙,介於通與不通之間。
中國當前文壇和學壇的情況,大體上就是這樣。我的看法,不敢說毫無偏頗之處,唯願讀者諒之。
郭偉川先生,出自名傢大師門下,學有素養,又是一個有心人。他在最近給我的信中說:"今年計劃中,想出版《著名學者散文精選》一書。所以專取學者文,蓋一段從事學術研究的人,真正能文者如鳳毛麟角,所謂罕而見珍也。而文得學養,則蓋見深度,可臻文質並茂之境。此則一般文章傢未必能至者,亦足成學者文之特色也。"這一段話雖不長,但對寫文章與學術研究之關係,說得極為透徹而又深刻,十分敬佩。偉川先生鑲拙文濫竽其中,既感且愧。他索序於我,敢不應命,因略述鄙見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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