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30日，冰心在寓所书房里突然考我：你知道巴金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还未回答，她就悄悄地告我：11月25日，记住。弄得在场的吴青直乐。
我知道巴老的生日，经冰心老人的提醒，记得更牢了。冰心说：萧珊走了，巴金一人容易孤独，小林他们对他照顾得再好，也代替不了萧珊，你们这些小鬼还不太了解老人的心思，平时你们抽空多问候问候他，他的生日千万别忘了！
巴老一再表示要躲生日，想与家人在家里静静地度过。小林说：“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不清楚父母的生日，因为，他们从不过生日。直到‘文革’结束后，大家感到‘劫后余生’，应该记住每一天、每一年，这才给父亲过生日。但是，也仅是到了这一天，全家人聚在一起吃碗面条。”
但，躲是躲不过去的。晚年巴老的生日，为文艺界越来越多的人记住，人们崇敬他的文学成就，景仰他为人的风范，用多种方式诚挚地祝福这位文学大师。
1989年11月25日是巴老85寿辰，又恰逢他创作生涯60周年。违背了他不愿张扬的意愿，文艺界为他隆重地庆贺了一番。老人生日当天，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送来了花篮，下午，上海市委书记朱基前往祝寿。他们带来一个花篮和一棵不老松。朱基对巴金说：“我从小喜欢文学，初一时就读了您的文章。以后读的您的第一部作品是《灭亡》，接着是《新生》，再后是《春天里的秋天》。我崇拜鲁迅，也崇拜您。您为新文学作出了伟大贡献。”朱基告诉巴老：“上海目前有暂时的经济困难，但我们有信心克服，政治上是稳定的，群众凝聚力比过去增强了。”巴老说：“只要为人民做好事，就有前途。”
连日来祝寿的人川流不息，各式花篮从客厅摆至庭院；一封封贺电、贺信、贺卡从海内外飞到这位赢得千万读者敬重的老人身边。
冰心托人送来一只精巧的竹制花瓶，并附上祝词：“这只花瓶代表我向你祝寿，她将时刻站在你的座旁，你将从她所供养的四时不断的繁花密叶中，看到我的微笑。”
夏衍、曹禺、胡青等北京的文化界人士送来了花篮、书画和贺信。
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国现代文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专程送来了花篮。
前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发来电报，对巴金表示衷心祝贺。电报说：“作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思想的表达者，作为那些叙述中国人民为新生活奋斗的优秀作品的作者，您被苏联人民熟知。您60余年的创作生涯是为文学和时代先进理想服务的典范。我们高度评价您在传播俄罗斯文学、巩固两国人民友谊以及两国文化交往相互理解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电报最后祝愿巴老幸福、长寿、创作中取得新成就。
酝酿已久的“巴金学术讨论会”于巴金诞辰前夕在上海青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日本、加拿大等国的50余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对10年来巴金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讨论会上，与会者们就“巴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巴金的思想道路”、“巴金的小说美学”、“《随想录》的意义和价值”、“巴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５个专题进行了严肃而热烈的学术讨论。与会者对巴金60年的文学创作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认为，巴金是我国现代文学的泰斗和杰出的文学大师之一，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在现代文学史上建立了一座丰碑。与会者认为，通过这次讨论会，巴金研究的水平和层次将会有长足的进步。
复旦大学贾植芳教授主持了这次学术活动。加拿大学者余思牧、日本学者山口进、山口守等前往参加。研讨会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协上海分会等７家单位联合举办。
巴老这些年的生日，我都在北京，只好自己或与几位同辈电报、送花篮表示祝贺。而这次大寿，我在上海，有机会赶上了文坛这个大喜的日子。
11月8日，我到苏州，与陆文夫、艾煊等参加《苏州日报》主办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征文评选活动。评选活动尚未结束，20日请假到上海青浦参加“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21日开幕式和第一次研讨会后，专程到会的加拿大籍巴金研究者余思牧约我到他的住处夜谈，内容主要是围绕巴老。余先生“文革”前就写作出版了《作家巴金》一书。为庆贺巴老85寿辰，他于1988年下半年在香港连续发表了两篇长文，记述巴金和叶圣陶、冰心之间的友谊。1986年我经李小林介绍认识了余先生。他是位实业家，研究巴金在他虽是业余爱好，但他做起来有热情，也很认真。我到香港，与他交谈话题多与巴金有关，我几次到珠海，他从香港或澳门过来，住一夜，交谈的也多是巴金。他对我说，这次我们能有机会亲历巴老85寿辰，都够幸运，巴金不仅是中国的大作家，也是世界级的一位大作家。与他同时代的大作家目前健在的很少，我们要更加意识到进一步研究巴金作品的重要性、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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