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算了吧,这关你什么事。”贝蒂道。我没听见这场争吵的其余部分,因为有个人请我跳舞,令我吃惊的是,这人居然是个英国佬。他是位苏格兰工程师。跟其它人一样,他开口第一句话是:“你怎么会在这儿的?”这话我今晚己经听过了上十次。 我不想干扰我们桌旁正在进行的那场家务纷争。于是接受了我那工程师的感谢,跟他去喝一杯。他喝醉了。过了会儿,他问起我的遭遇。我就给他讲了个好听的故事。是贝蒂专为应付这种情况编的。说完了故事,苏格兰人就说他要带我离开这一切。他要帮我买张船票让我回我的美国老家。更有甚者,他还说要跟我一起回去见我的继母,当面告诉她他对她是个什么看法。然后他给了我一大堆舞票,就回家去睡觉了。 那一晚我干得好极了。要不是一个美国海军占了我的便宜,就更好。他一张票也没给就扬长而去。我本想找管事投诉,但又觉得有点滑稽。我们没把我们的票兑换成现金,而是把它们送给了那些正式舞女。贝蒂的男朋友送我们回家,一路上他闷声不响。可是半小时后,他在贝蒂家喝了杯咖啡,听我们作了事后分析,心情就放松了。我们决定,永不再踏足这种地方。 这些调访的结果,项美丽都写成文章在《纽约客》和其它美国杂志发表。她的潘先生系列和这些上海故事系列大受欢迎,《纽约时报》书评版有篇文章评论它们道: 不像其它那些坐在黄包车里到上海花园桥走了一遭,就说他们了解了中国的作家,艾米丽·哈恩从一般现象中深入辟里,她只写她亲身体验到的东西,她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善意观察人与事,所以,她的笔端常含深情,她教给我们很多东西。 当然,写文章不是项美丽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确切地说,这是她来到中国之后文章写得最少的日子。因为社会活动太多了,天天都忙得团团转。这一部分出自她的爱心,一部分出自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秉性。她同情和帮助所有的弱者,不管他们的国藉、阶级、信仰,党派、性别、肤色。她既去位于虹桥的犹太难民营探访,给他们送食物、帮他们找工作,也去参加德国外交人员的音乐会,和他们交朋友。她甚至收了个日本记者作学生,教他英文。所有上门来向她求助的人,只要她觉得看上去是好人,便来者不拒。于是上门来找她帮忙的人络绎不绝。后来成为她丈夫、与她长相厮守五十二年的查尔斯·鲍克瑟,第一次摸到霞飞路1826号来拜访她,就得以见识那种门庭若市的场面。 查尔斯·鲍克瑟是名英国情报军官。他出身军人世家,受过良好教育。大家认为他是个语言奇才,精通多国语言,其中包括日语。这是他被派到香港的主要原因。查尔斯热衷历史研究,早在三十年代他在香港服役时期,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研究远东历史。他写了一些关于十八世纪荷兰和葡萄牙在远东地区商贸活动的文章,投到《天下》发表。也是因此,他注意到了常在这份杂志上写书评的项美丽。查尔斯喜欢项美丽的文章,因此向主编温源宁打听:“我喜欢这女人的才智,”他问道,“她是谁?住在哪里?” “噢,此事说来很可悲。”温源宁道:“这女人当然很了不起,可是,事实上,她跟我的朋友邵洵美正陷入一场疯狂的恋爱。可他一点也不把她当回事。你不知道,她真的可怜。” 查尔斯说他还是想在去上海时见见我。他正要去那儿作一次短暂旅行。温源宁不想让他见我,他妒嫉查尔斯是个真正的英国人。尽管温源宁回到东方在东方人中呆了这多年,还是有这种心态。温源宁迟疑地说:“她是个可怕的美国人。” 是全增嘏给了查尔斯一张名片,告诉他到哪里找我。 那天查尔斯在下午茶时间来到我家。他把名片交给陈林。后者让他在楼下客厅等待。我正在楼上,跟洵美和珍妮在一起。 “又来了一个,”陈林把名片给我时,我说道,“是个从香港来的傻帽英国大尉。这些英国佬竟疯到去《天下》编辑部找我,让他等着。” 米尔斯先生 听见了门铃,急急跑下楼梯去看,查尔斯在客厅里,像一位好绅士那样等在那儿。 “等了好一阵,我听见有下楼的声响,”几年之后他告诉我,“我当时正在浏览你的书架,我转身伸出手来道:“啊,哈恩小姐吗?”可是赫然在前的却是一只大猴子,它头上戴着顶小红帽。显然,它不是我正等着的那一位。猴子窜到窗帘后面直瞪着我。我也很紧张。这时你下楼来了,你看上去相当的不修边幅──对不起,米奇,但你当时就是那样,你那身衣服糟透了。而且你后面跟着位金发美女,她真的是漂亮之极。她坐到角落里,我说话时她一直在打量着我,让我好紧张。” 我注意到这位大尉看上去相当拘谨,但我以为这是米尔斯先生的缘故。所以没太过在意,我们喝了杯东西。他告诉我他喜欢我的书评。这话让我高兴。他又说他也是位作者。”我写的是历史方面的书。”他解释道,“写得不好。” 过了会儿前门又来了个被介绍来的人,这是位意大利来的俄罗斯捷克混血女人。叫彼得。她对印度舞蹈很感兴趣,说她想举办个独舞会。但却找不到一支印度管乐队。我能不能帮帮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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