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路易?波拿巴派法国军队去保卫罗马的教皇宫殿时，法国的教权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过，自甘必大时代以来，教权主义在法国的影响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尽管如此，它仍然有很强的势力。因为法国那些社会活动家们认为：“反教权主义与商品出口不相干。”因此，尽管法国的军队没有再被派去保卫教皇，但法国人民却不得不缴纳税金，以便派人到中国去参与保护教皇的主教及其代理人的战争——为要给他的皇冠再次镀金，我们又须缴纳沉重的税银！
但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事情是，教权主义利用其国外布道团作为进行投机买卖以维护自身在法兰西的特权之基础。耶稣会士们谈起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团时确实可以说：四处奔走的传教士们，乃是我们做生意的“旅行推销员”。
法国政府应派一个专门委员会到中国去调查一下，看这些“旅行推销员”的生意做到何种程度，不用说其他肮脏生意，仅他们所从事的土地投机买卖一项，就已火红得不得了。除此之外，在中国，每发生一次教案，对耶稣会士来说就意味着要发一笔横财——因为他们每遭受一两银子的财产损失，就可以要中国政府赔偿白银50至100两——我算不清他们获利的百分比是多少了！
我说过法国现在没有公认的贵族，但法国、现代法国还是有一种贵族。在现代法国，真正的贵族是那样一些文坛巨匠，从发誓要“消除无耻”的伏尔泰到坦承“我忏悔”的左拉都是。然而，正如伏尔泰所说：“怯懦乃是好人的不幸！”如今，法国需要有像伟大的丹东那样的人去呼喊：“勇敢些！勇敢些！再勇敢些，革命就成功了！”
欢喜！欢喜！我们团结紧密，
法国出现了
未来的晨曦！
欢喜！欢喜！我们团结紧密，
勇往直前吧，高卢和法兰西！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
之五（首次发表于1901年5月25日）
箴 言
爱默生说：“我的英国朋友问我是否存在真正的美国人？那种具有美国思想的美国人？面对这种富于挑战性的问题，我所想到的既不是各政党会议，也不是国会；既不是总统也不是内阁大臣，不是这样一些想把美国变成另一个欧洲的人。我所想到的只是那些具有最质朴最纯洁心灵的人们。我说：‘是的，肯定存在’，于是我谈开了无政府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的教理。我说，确实，我从没有在哪个国家见到过人们有足够的勇气坚持这一真理，我非常清楚，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勇气更能赢得我的尊重了。我很容易看到卑鄙的滑膛枪崇拜的破产——尽管大人物们都是滑膛枪崇拜者——可以肯定，就像上帝活着一样毫无疑问，不能以枪易枪，以暴易暴，唯有爱和正义的法则，能收到一场干净的革命之效。”
美国驻华公使康格（87 ）先生最近在离开上海回国之前说道：“我不担心中国人还会发动同样的暴乱，他们已经得到了教训。”我想，这不该是一个美国官员、一个爱默生的同胞所应该说的话，这是一个卑鄙的孤儿院女舍监所说的话——她长期惨无人道地虐待那些没有自卫能力的孩子，而当孩子们反抗时，又毫无人性地加以残酷的痛打，然后坐下来喝口茶，还抛出一句：“这下小家伙们绝不敢再胡闹了，他们已经得到了教训！”
罗斯金说：“粗俗的本质在于麻木。”头脑简单和愚昧无知的粗俗，不过是身心缺乏训练和未经开发的迟钝，而在真正的与生俱来的粗俗中，身心有如死一般的麻木，臻于极至，就变得残暴成性，无恶不作。
但一般说来，美国人，还有俄国人，最不易陷入这种身心死一般的麻木之中。俄国人——众所周知俄国的下层人物及俄国兵是残暴的——有人说，“你惹了一个俄罗斯人，就等于碰上了一个鞑靼人。”俄国军队最近在中国北方的暴行无疑骇人听闻，但这种残暴仍然是那种未经驯化的野生动物的残暴。因此，俄国人的残暴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那种德国人形象地称之为“Rohheit”（字面意思是：纯粹的粗鄙）的残暴——即那种“人面兽” （88 ）的性情——阴森呆滞、庸俗粗野、冷酷无情、兽性十足，这些都是这种残暴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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