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题三义塔》）。六十三岁的王安石与四十七岁的苏轼非但不是兄弟，还曾经是誓不两立的政敌。他们之间虽然有不少的恩恩怨怨，但这些恩怨都是为了江山社稷的前途，为天下公利而结下的公开的恩怨，并非私人之间的恩怨。作为当代屈指可数的政治家、学者、文学家、思想家，他们不仅不存在私人的恩怨，更是学术、文学和思想上难得的知音。
对于苏轼而言，这一次在江宁与王安石的会面，虽然不可能直接缓解苏轼所面临的政治困境，苏轼与王安石也不可能就某些政治问题、政治原则签署"谅解备忘录"，但是这种融洽的会面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苏轼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说："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与王荆公二首》之一）这句话非常耐人寻味，意思是说，我在您的门下求学很久，但是还不曾像这一次朝夕相处，聆听教诲，获益匪浅，真是太荣幸了！苏轼与王安石都是欧阳修的门生。王安石虽然年长于苏轼，但也算是同辈人。苏轼将自己列入王安石门下学生的地位，而且说"游门下久矣"，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一句客气话，不过结合苏轼当时那种特殊的境遇来看，也许也不完全是客套之语，至少"门下"也隐含着为荆公所用，愿与荆公合作共商国是的意味。这与苏轼对于新法态度的调整其实是完全一致的。总而言之，宋神宗元丰七八年间，历经政治风波的王安石与苏东坡开始在政治上渐渐走向和解甚至达成某种默契，这对于苏轼今后政治立场的逐步转变、仕途经历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风云突变 青云直上
一个多月后，苏轼离开了江宁。他的目的地汝州虽然距离京城很近，但是苏轼更希望自己能够在风景宜人的常州度过余生。神宗皇帝批准了他常住常州的请求，诏令苏轼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常州居住。
来到山清水秀的常州，苏轼打定主意要在此处安家落户，于是将手头所有的五百缗（相当于五十万钱，五百两白银）现款倾囊而出，购买了一套新居，打算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了。可是俗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又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苏轼打算安安稳稳过小日子的时候，朝廷里出了大事，这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轼的现实处境，也改变了他对于未来的设计、打算。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三月五日，三十八岁的神宗皇帝病故了。他年仅十岁的儿子赵煦即位，改年号元祐，是为哲宗。哲宗太小，不能亲政，暂时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是个保守派，她坚决反对变法革新。神宗去世不久，她便传下诏书，批评新法，以"母改子政"的形式改变神宗的所有既定政策。她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任命年届六十六岁、已经隐退十五年之久的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主持国政。北宋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史称"元祐更化"，说通俗点儿就是重打锣鼓另开张。
司马光一上台就采取了三个重要举措：一是宣布广开言路，让朝野士大夫就变法公开发表意见，其实是为废除新法制造舆论；二是纷纷贬斥变法新党人物，从人事上为旧党复辟扫除障碍；三是纷纷恢复、提拔神宗时期被贬斥的旧党人物，为旧党重新占据政坛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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