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看见，这时不少人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灾祸，仍然勇敢地站起来跟侵略者作斗争。他不会为自己这本小说感到痛惜，他说，我的精力是侵略者的炸弹毁灭不了的，我要把《新生》重写出来。1932年7月的盛夏，他的房间闷热如同蒸笼，从白天到深夜他一动不动地伏案写作，有时饭也忘了吃。就这样，他只花了两个多星期的功夫，第二次写完了《新生》这部十万字的小说。他是一口气写完它的。第一稿的内容和文字还很清楚地印在他的脑子里，必须趁还没有忘记的时候写出来。他写得快，因为这是已经装在脑子里面的东西，不必停笔苦思。《新生》重写成功，他建起了一座帝国主义的炸弹所不能毁灭的、将要永久存在下去的“纪念碑”。 “一·二八”事件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还制造了一连串侵略中国的事件。1933年3月，日军大举进犯长城各口，经过冷口、滦东地区直逼平津。5月31日，逼迫中方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划出绥远东部、察哈尔北部、河北东部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划出滦东为非武装区域。1935年日本又借口东北义勇军一部进入了滦东非武装区域，指为破坏《塘沽协定》，于是调遣东北日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7月5日，侵华日军头目梅津美治郎同何应钦签订了《何梅协定》，议定将中国的党政机关和军队撤出河北省。1937年7月7日，日军又在河北宛平县卢沟桥寻衅，中国方面却不再作为一个地方事件来处理了，由此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7月20日，巴金写了《只有抗战这一条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卢沟桥的炮声应该把那般所谓和平主义者的迷梦打破了。这次事变显然又是“皇军”的预定计划。他们的目标我们不会不知道。倘使一纸协定、几个条件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野心，那么我们和这强邻早已相安无事了。哪里还有今天的“膺惩”?我们和日本的交涉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难道我们还不明白那一套旧把戏?从前我们打起维持东亚和平的空招牌处处低头让步，结果东亚的和平依旧受威胁，而我们自己连生存的机会也快被剥夺光了。我们每次的让步只助长了敌人的贪心，使自己更逼近灭亡，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了。这就是“抗战”！ 他还表明了无政府主义者对抗战的态度：“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有人说安那其主义者反对战争，反对武力。这不一定对。倘使这战争是为反抗强权、反抗侵略而起，倘使这武力得着民众的拥护而且保卫着民众的利益，则安那其主义者也参加这战争，而拥护这武力。” 他的这段话准确地说，是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巴金个人对抗战的态度。他的爱国主义在战争的磨砺中放射出耀眼的光华。8月13日，上海也成了中日交战的战场。就在这一天下午，巴金和茅盾、靳以、黎烈文、黄源、冯雪峰会商，由《文学》、《中流》、《译文》、《作家》四刊同人自筹资金创办鼓吹抗战的新刊《呐喊》。他在这刊物的创刊号上说：“个人的生命容易毁灭，群体的生命却能永生。”他提出要“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群体的生命上面”。他说：“上海的炮声应当是一个信号。这一次中国人民真正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我们把个人的一切完全交出来维护这个‘整体’的生存。这个‘整体’是一定会生存的。整体的存在，也就是我们个人的存在。我们为着我们民族的生存虽然奋斗到粉身碎骨，我们也决不会死亡，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面。为大众牺牲生命的人会永远为大众所敬爱；对于和大众在一起赌生命的人来说，死并不可怕，也不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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