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换星移几度秋"(王勃句)，屈指算来，第一次到佳木斯参观访问，是1946年春天和洛甫同志一道乘专列去的，45个春秋已经过去了。接到邀我参加丁玲学术讨论会的请帖，我便欣然接受陈明同志盛情邀请，准备前往。 原定在青岛休息一段时间，由黑龙江驻青岛办事处主任王德山陪同，乘飞机先到哈尔滨，再到牡丹江，在镜泊湖稍事逗留，然后由牡丹江去佳木斯。可是哈尔滨发大水，牡丹江也有水患，暂时不能走这条路线了。 在青岛住在八大关宾馆，休息了10天--休息这两个字用得不十分恰当，因为好客的主人，如王德山，胡玺、韩兰荠和王志平他们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每天晚上都有人宴请，有时中午还有宴请，一顿饭往往要花去两个小时左右，加上往返路程，长达三四小时，每天所能清闲休息时间不多，可以说相当忙忙碌碌的。但是，游了崂山；在海边游泳；月下海滨散步，聆听海潮起落的声浪；早晨推窗遥观红日从海边冉冉升起；晚上在舞厅品赏音乐，翩翩起舞；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休息。更重要的是这十天没有看书，没有写文章，没有苦思冥想小说的结构人物性格和情节等，大脑暂时停止了工作，这么一来，说是休息，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和理由的。 北京到佳木斯没有直航飞机，却有直达火车，从永定门车站发车。深夜到了永定门车站，上车碰到不少熟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陈早春，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庄钟庆他们。火车开动，便躺到软席卧铺上，服了安眠药休息了，有节奏的隆隆之声虽大，却并不干扰，反而成了声响较高的催眠曲。第二天下午过松花江桥，便到了佳木斯，住农垦大厦。 45年前，即1946年6月，我曾和洛甫同志一行乘专列到过佳木斯，当时松花江上还没有架桥，我们在北岸下车，乘船到佳木斯市--合江省的首府。那时候的佳木斯市不大，印象仿佛只有东西和南北两条大街，其余是小街小巷，空空荡荡，房屋相当破旧，人民衣着十分简朴，显得有点寒碜，一望便知是荒凉边陲土地上一座人烟稀少的城市。 45年后，旧貌换新颜，横跨松花江上铁路公路大桥气势非凡，出了火车站是一片繁荣景象，行人熙来攘往，新建筑鳞次栉比，市中心高楼大厦林立，三层高楼的百货公司巍然矗立十字路口附近，男男女女穿着各色各样服装进进出出，提着抱着采购的货物，拖儿带女，满意含笑而去。 在百货公司斜对面，比百货公司更加高大巍峨的华丽建筑是农垦大厦。全国第五次丁玲学术讨论会由黑龙江农场总局、中国丁玲研究会、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和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联合举办的，出力最大的是农场总局。农垦大厦是农场总局经营的，出席会议的代表，都住在这儿。我住在高层的房间，我的儿媳妇王周生作为丁玲研究者(以后当选为丁玲研究会的理事)也出席会议，她和一些女研究者，住在较低层的房间。 佳木斯是北大荒的首府。北大荒是祖国边陲地带邻近苏联(现在应叫俄罗斯共和国了)边界的莽莽荒原而又神奇的土地。1947年创建了第一批国营农场，复员军人、科技人员、知识青年和支边青年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荆棘丛生的莽莽荒原上，风餐露宿，披荆斩棘，历尽艰险，创建一批又一批国营农场，在新中国移民开发和农垦史页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北大荒庞大的国营农场群，在57000平方公里总面积上，开垦了3000万亩耕地，分别为102个农场所有，全区人口155万，职工71万人，拥有1500多个工商企业，农、林、牧、副、工全面发展，农工与商贸综合经营，就全国来说，这个地区开发最早，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是一个现代化的垦区。 丁玲曾在北国荒原上生活了12年，她称北大荒是她的第二故乡。1955年和1957年先后被错划为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1957年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八年，她对我说过：她是"大右派"下去的，谁都知道她是什么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右派"已经成为"死老虎"，但是造反派也没有放过她，把"死老虎"当成"活老虎"批斗，经历了凄风苦雨，丧失了自由。她在狂风暴雨中生活了12年，又被关进监狱5年多以后移地山西长治监护一段很长的时间。反革命"四人帮"被粉碎后，1979年她才从山西回到北京，"大右派"、"反党集团"成员这些帽子还没有摘掉，住在友谊宾馆一幢小楼的房间里，我去看她，满头飞霜，额头露出波浪似的皱纹，已经为时间磨炼得衰老了，可是精神矍铄，两眼奕奕有神，闪闪发光，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这时，她向党中央组织部继续申诉，要求平反。我安慰她：相信历史，相信群众，一切是非曲直经过若干时日，历史会做出公正的结论。我相信她的问题一定会平反的，恢复历史本来面目。那些颠倒是非罗织罪名，诬陷好人的，只是依仗权力起暂时的作用，而不能起永久的作用。反革命"四人帮"诬陷了多少好人，几乎把所有献身革命事业的老干部都打倒了，但最后真正倒下去的不是革命老干部，而是显赫一时的"四人帮"及其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不久，果然初步平反了，补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编在33组，即特邀组，我是组长，会议期间，经常和她在一起，态度积极，相当活跃，像我们在延安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窑洞里一样，谈笑风生，状至愉快。丁玲重返文坛，最初在报上发表一些散文，有不少青年读者不了解丁玲的过去，看到文章，十分赞赏，认为中国又出现了一名新的女性作家，丁玲和我谈到这个令人辛酸的故事时，宛尔笑了。当然，这以后，逐渐为广大谈者知道她的悲惨的经历，不是新作家，而是老树逢春绽新花。1984年，党中央组织部颁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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