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 大话方言   》 引进与发明(2)      易中天 Yi Zhongtian

  北京人创造了“面的”和“板的”,武汉人和成都人则发明了“麻的”和“的”。“麻的”其实就是三轮车。因为在武汉,驾三轮车的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汉子,俗称“酒麻木”,因此他们驾驶的三轮车如果出租,便叫“麻的”。“的”则是自行车旁加一个车斗,原本应该叫“偏斗车”的,只因为这种偏斗车的发明,原本是为了让那些心疼老婆的老公载了太太们去上班、购物、风,而成都人管怕老婆的人叫“耳朵”,于是一致公认应该将此车美其名曰“耳朵车”。这种车,如果也拉客、出租,当然就是“的”了。
  其实最爱搞“组装”的还是粤语方言区中人(主要是广州人和香港人)。粤人引进外来词汇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音译,二是喜欢组装。比方说,内地人很少会把奶酪(cheese)叫“芝士”,把奶油(cream)叫“忌廉”,把烤面包(toast)叫“多士”,广州人和香港人就会。他们也管足球、篮球、排球一类的球(ball)叫“波”。于是,打球便叫打波,看球便叫睇波,球王便叫波霸,而球衣则叫波恤。恤,是shirt的音译,意思是衬衣和衬衣一类的东西,也叫恤衫。波恤既然是“打波”时穿的“恤衫”,也就是运动衣了。
  把运动衣叫做波恤,是粤语方言区独有的叫法。后来流行到全国的是T恤。T恤就是短衫,老上海话称作“贴血”,现在也都叫T恤了。实际上外语一旦用方言来翻译,那译名便会五花八门。比如toffee(奶油糖),广州话叫“拖肥”,上海话却叫“太妃”(太妃糖);butter,广州话用意译,称为“牛油”,上海话却用音译,称作“白脱”。看来,外语登陆的地方不一样,译成的中文也不同,因此,我们还要来讨论一下外语与方言。
  七外语与方言
  南方和北方,有着不同的外来词。比如雪文、洞葛、五脚忌、加步棉这些词,北方人听了肯定是一头的雾水。其实它们是印尼马来亚语肥皂、手杖、街廊和木棉的音译,是闽南华侨从东南亚带回厦门的。同样,列巴、苏波之类,南方人听了恐怕也不明就里,除非他懂俄语。俄语在中国也曾很普及了一阵子,所以康拜因、布拉吉之类,大家或许还明白。但要知道列巴和苏波是俄语面包和汤的音译,大约就只有东北人和新疆人了。东北人很早就和“老毛子”(俄国人)打交道,新疆与苏俄的关系也很密切,因此列巴、苏波之类的俄译名词,在东北和新疆还流行。
  不过更值得一说的还是上海和广州。
  上海和广州是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的两个最大窗口和门户。这两个城市,又分别是吴语和粤语的重镇。结果一些外语在上海和广州登陆后,就被翻译成吴语和粤语了。比如沙发(sofa),用普通话翻译应该是“梭发”,但上海人把“沙”读作“梭”,也就成了“沙发”。还有“快巴”(fider,一种纺织品),也只有用粤语读才对头。北京人照搬了过去,又自作聪明地把“巴”写成“扒”,结果就弄出“快扒女裤”之类的笑话来。
  粤语翻译的外来词走向全国的,除巴士、的士、恤衫、迷你裙外,还有菲林(胶片或胶卷)、镭射(激光,内地曾译为莱塞)、派对和的确良等等。的确良是decron的粤语音译,广州人写成“的确靓”。靓是漂亮的意思,比如靓仔就是漂亮男孩。所以“的确靓”是典型的粤语译法,追求音近意佳的。但六七十年代的确良从广州进口时,粤语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北方人弄不清那“靓”是什么东西(甚至也不会读),就改成“的确凉”。后来发现这玩艺也未必凉快,又改成“的确良”。
  沪译外语在五十年代前也曾风行一时,现在则多半不用了,比如生司(cents 硬币)、派司(pass 通行证)、切司(cheese 乳酪)、沙司(sauce 番茄汁)、配司(paste 番茄酱)、水门汀(cement 混凝土)。要用,范围也不大。比如“罗宋汤”,西餐菜谱上还有。有些词,新上海人宁愿直接说英语,比如暂停说stop,而不再说“史到婆”。有些词,则和全国统一,比如bar(酒吧)不再叫“排”,而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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