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碌的“逍遥派”
1972年，吴敬琏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成了当时所谓的“逍遥派”，意思是不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因为当时的上班就是搞运动，所以班也不大去上了，每星期只例行去单位三个半天。可吴敬琏是闲不住的。首先，他再一次热情地重做他少年时代的梦，做一个自己动手、直接创造生活的工程师——他迷上了装半导体收音机，从两个晶体管的开始，然后装四管、八管，逐步升级，每次从单位一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插上电烙铁，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因为不肯放下手中的活儿去吃饭，饿了就让妈妈往他嘴里喂馒头，嘴里塞着食堂里买来的粗硬馒头，又懒得喝水，结果经常噎着，有一次，一块烤馒头在嗓子眼卡住了，事后嗓子痛了一个星期。我妈妈看他这样，生命有危险事还算小，再这样下去，闹到要转专业的地步事可就大了，所以在吴敬琏把电器材料买回来，准备研究怎样装电视机的时候，她断然在悬崖处勒住了他的马。否则，就凭他那点聪明才智和钻研精神，后来中国真就可能少了一名经济学家而多了一名杰出工程师。
吴敬琏恋恋不舍地放下了手中的电烙铁（事实上，他曾经指望将那电烙铁像接力棒一样地交给他的两个女儿，先给大女儿一个旧收音机，鼓励她把它拆掉，说是拆掉后再学会把它重新装好，结果大女儿对它一根指头都不碰，更不提学装收音机的事。后来他又将一支电烙铁作为生日礼物送给8岁的小女儿，还亲自教了她一阵这门手艺），继续他在“五七干校”时在顾准启发下开始的英文和历史的学习。这次他准备啃的第一部英文原著是《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本著作一共有10册，一册500页，10册共5000多页。妈妈从北师大图书馆将那些铺满了灰尘，长久无人碰过的书借回了家，吴敬琏给自己订了一个计划：每天必须读完50页。然后他就翻开了第一页，一页一页地看下去，雷打不动。
不久，在幼儿园辛勤工作的周南患了腰病，医生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她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吃饭喝水都需要人伺候。吴敬琏学习认真，有时候眼看50页自定的任务完不成，心里着急。夫人让他端水他难免不耐烦，夫人无法，只能忍气吞声，等他看完当天的50页再向他要水喝。就这样，他一页一页地啃，硬是把5000多页的英文版《罗马帝国衰亡史》给啃了下来。也是用这种办法，吴敬琏教会了自己英文。吴敬琏大学里学的是俄文，但今天，他的英文听说读写都已经相当流利，在这方面他除了1978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修过四个月，算是经过一点正式的训练之外，完全是靠自学。
当时，1973—1976年间，他不光自学英文和西方历史，对中国历史也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复习，从大规模的中国通史《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开始读起。吴敬琏每天不是钻研这个就是钻研那个，又没有跟人唠嗑儿的习惯，住在那个满是知识分子的楼里，他还是显得特别的学究，整天在屋里就精神抖擞、埋头苦干，出了屋就精神恍惚，邻居们给他起了外号叫“老蔫儿”，也有人叫他“吴老蔫儿”。
我的成熟之路
一个母亲诞生了
我父母结婚后一直想要孩子，七年后才好不容易有了我，两年后又是好不容易才有了我妹妹。然而当他们两人才当上父母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的运动风浪袭来，他们也就无暇管孩子了。
我生两个孩子时的岁数，跟我妈妈差不多，可情形却完全不相同。我也是结婚好多年后才生孩子的，但那是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要当母亲的感觉。后来因为觉得年龄大了，害怕再不生就生不出来了，所以赶鸭子上架般地生出了儿子安安。可以说，作为母亲的我，是与我的第一个孩子一起诞生、一起成长的。
1966年，我爸爸吴敬琏36岁的时候，满脑子装着“文化”和“大革命”。而1999年我36岁的时候，是一个家庭主妇，手里拉着儿子，怀里抱着女儿。你要是问我先生，他可能会说我根本算不上家庭主妇，因为我连家务也不大做。所以那时我的正式职称是“妈妈”。对，我说的是“职称”，而且在美国这是一个政治上很正确的职称。因为妈妈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是妇女为社会做贡献的一种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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