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后，失去了领事头衔、一无所有的诗人也逃到了巴黎。他同阿尔贝蒂夫妇合租一套房子。在那里，他与路易斯·阿拉贡和保罗·艾吕雅（Paul ?luard）结下深厚友谊，成为一生至交。艾吕雅的细腻、平静、明澈与阿拉贡的犀利、善辩、尖刻完全不同，但他们都是聂鲁达“无法抗拒的忠实朋友”，“他们抗争的伟大精神”最令他喜爱和钦佩（Neruda，p176）。初到巴黎的聂鲁达就在阿拉贡领导的保卫文化协会工作，领取每个月四百旧法郎。但是那些工资难以维持他和妻子黛丽娅的日常生活。他们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穿着破衣烂衫，但却以从未有过的昂扬斗志为西班牙共和国四处奔波。 1936年，聂鲁达和英国女作家南茜·丘纳德（Nancy Cunard）一起创办了一个诗刊《世界诗人捍卫西班牙人民》，每一期都包括英语、法语以及西班牙语的诗歌，在伦敦和巴黎销售，为西班牙共和国争取国际援助，募集资金。阿拉贡、阿尔贝蒂、尼古拉斯·纪廉、阿莱克桑德雷、威·休·奥登、冈萨雷斯·图尼翁（Raúl González Tu?ón）等诗人都是他积极的支持者和热情的撰稿人。 聂鲁达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显示了他非凡的组织才能。他与巴列霍发起成立了“拉丁美洲援助西班牙组织”。法国作家请聂鲁达帮助他们确认美洲来参加世界反法西斯大会的作家名单，显然因为他比他们更熟悉拉美作家。他欣然接受这一任务。他先要在众多的拉美作家中进行选择，然后草拟一个邀请人名单，之后发出很多邀请函，收到确认出席的回复，最后敲定出席名单。事实上，所有被提名的作家都是同情西班牙共和国的。名单确认后，就要开始为作家们办理来西班牙的各种手续，订票，订房间……聂鲁达、黛丽娅以及图尼翁的夫人安帕罗（Amparo González Tu?ón）三人忙碌得几乎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1937年7月，大会在马德里和巴伦西亚举行，世界各地热爱和平、支持人民的作家济济一堂。其中有来自法国的安德烈·马尔罗和阿拉贡，来自苏联的爱伦堡，来自美国的海明威、沃尔多·弗兰克（Waldo Frank），来自古巴的尼古拉斯·纪廉、胡安·马里内略（Juan Marinello），来自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图67，来自智利的阿尔贝托·罗梅罗（Alberto Romero）、维森特·维多夫罗（Vicente Huidobro），和来自秘鲁的巴列霍。他们能来到战火纷飞的西班牙，本身就具有非常意义。尤其是帕斯，不远万里，历经无数艰险，终于到达了马德里。当时还没有人认识他，聂鲁达仅看到不久前收到的、帕斯当时惟一出版的一本诗集《人之根》，就决定邀请并说服他来参加大会。因为聂鲁达认为，在那本诗集中“孕含着真正的萌芽”。 还有很多诗人虽然没有亲临大会，但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大会的支持，对西班牙人民的同情，对法西斯的谴责。其中最著名的是爱尔兰诗人叶芝，和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of）IV。大会圆满结束，并决定在所有与会国家成立知识界反法西斯联盟，智利的负责人就是聂鲁达。从此聂鲁达的人生翻开了新的篇章，他开始参与智利本土的政治斗争并领导国内的文化运动。 大会结束后，聂鲁达就返回智利，准备筹办建立智利知识界反法西斯联盟。当时激进党、民主党、社会党、共产党和智利劳动者联盟刚刚联合组建人民阵线。因此智利政府也一改西班牙内战初期所谓的“中立”态度，开始支持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所以，虽然智利距离西班牙万水千山，但智利人民把西班牙的内战灾难当做自己的苦痛。人们非常关注西班牙前线战事和国内情形，关于西班牙的新闻每天都是头条。此时回国的聂鲁达被当做是同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的智利人民的代表，从而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圣地亚哥剧院，他和图尼翁联手发表了二人演讲。这种曾经被他和洛尔卡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形式，如今却被用来悼念洛尔卡和西班牙战士们。在场的人无不深受感染，群情激愤。大家感到，法西斯的铁蹄不会停步，如果全世界不联合起来组织法西斯的势力继续扩张，今天的西班牙也许就是包括智利在内的其他国家明天的命运。 1937年11月7日，智利知识界反法西斯联盟成立大会召开，这是聂鲁达有意挑选的日子——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二十周年。聂鲁达在大会上当选为主席，在他的领导下，联盟成为智利反法西斯斗争中最积极最广泛的文化机构。它最大限度地团结了智利文化界人士，把不同学术、不同艺术观点甚至不同政治思想和信仰的人都团结在反法西斯的大纛下。当时智利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参加了联盟的活动。对于智利人来说，法西斯并非远在欧洲的恶魔，而是他们身边的威胁。正如聂鲁达所说，不要忘记在智利、巴西和墨西哥的许多特定地区，居住着大批德国后裔。图68希特勒的迅速登台和日耳曼千年强盛不衰的神话，轻而易举就能把这种阶层俘虏过去。这并非聂鲁达的危言耸听而是个人真实的经验。在希特勒节节胜利的那些日子里，聂鲁达在智利南方的荒村或城镇，不止一次不得不在如林的弯臂十字旗下穿过街道。在一个小镇上，一家店铺的德国老板设法把电话机放在一个特别的位置上，使每个打电话的人不得不高举手臂，向希特勒肖像表示敬意。11因此，聂鲁达所领导的联盟不仅要警惕和反抗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渗透，同时要坚决地同国内的法西斯细菌作斗争，抵制他们对智利肌体的侵蚀。当时联盟的活动并不局限在首都，在伊基克（Iquique）、安托法加斯塔（Antofagasta）、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圣费力佩（San Felipe）、兰卡瓜（Rancagua）、康塞普西翁、特木科和其他一些城市都设立了分部。聂鲁达主办了杂志《智利曙光》（Aurora de Chile），这门文学大炮的全部炮弹，都射向正在把别国一个一个吞吃下去的纳粹。其中引起广泛影响的一场文化斗争是由希特勒驻智利大使向智利国家图书馆赠送所谓新德意志文化的书籍引起的。聂鲁达和联盟的同志们立即进行反击，抗议这种文化侵略行为，阻止国家图书馆接受这些书籍。他们向广大读者征集真正代表德国文化但却遭到希特勒禁止的优秀作品，于是收到了将近500册的书籍，其中有海涅、托马斯·曼、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阿诺尔德·茨威格（Arnold Zweig）等人的作品；当然也有人寄来了宣扬色情、暴虐和排犹思想的反动报纸《前线报》。谁知当聂鲁达率人将那些真正代表德国文化精华的作品送到智利国家图书馆时，竟然吃了闭门羹。聂鲁达于是组织了群众游行，当游行队伍开进大学礼堂时，恰好外交部长在那里主持一个会议。人们便把书籍小心地放在主席台入口，最终那些书籍被接受了，聂鲁达领导的斗争获得了胜利12。 [返回目录]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Previous Chapter Next Chap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