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评传 》 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   》 西班牙在我心中(2)      赵振江 Zhao Zhenjiang    滕威 Teng Wei

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 西班牙在我心中(2)
　　往事历历在目。聂鲁达记得有一次，他和洛尔卡一起参加去一个百万富翁家里做客，席间聂鲁达对一个金发女诗人产生好感。晚餐过后，三个人一起登上一座高塔的了望台。聂鲁达和金发女郎正欲宽衣解带时，发现洛尔卡瞪着大大的眼睛盯着他们，似乎不敢相信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聂鲁达派他去楼梯口把门，以免有人登上塔坏了他的好事。洛尔卡得令，高高兴兴地跑去执行任务。可能是过于兴奋，或过于心切，结果竟然从黑漆漆的楼梯上滚了下去。聂鲁达和金发女郎不得不赶紧穿好衣服去救他，但可怜的洛尔卡还是因此瘸了半个月之久。还有，他经常聂鲁达为他朗诵新写的诗。但是每每朗诵到一半，他就大声打断聂鲁达：“别念了，快别念了，你都影响我了！”有时，他会突然拽住聂鲁达的胳膊指着一扇窗或者一条小狗，说：“你没发现它有点‘那个’？”“哪个？”“我说不上来，就是觉得有点‘那个’”。　　在所有西班牙诗人中，他最受爱戴，最被人喜欢；由于他出奇的欢乐性格，他又最像一个孩子。谁能相信，在地球上，而且就在他的国土上，会有人将他杀害。射穿西班牙吉他的子弹没有使他发出乐音，却使它喷出鲜血，而这鲜血不仅让许多人悲痛，更让人们清醒。洛尔卡遇难后，几乎整个诗坛都投入到谴责法西斯罪行的斗争中。聂鲁达说，这桩发生在格拉纳达的罪行，“是我在一场长期斗争中最感痛苦的一件事”；“改变我的诗歌创作的这场西班牙战争，就这样以一位诗人的失踪而开始了”。　　当时的智利政府在西班牙内战之初采取中立姿态，身为外交官的聂鲁达也许该同本国政府立场一致，冷眼旁观；或者表面中立，以符合其领事的身份。但是在挚爱的朋友加西亚·洛尔卡被杀害之后，他再也无法控制满腔的愤怒和悲痛，他开始公开谴责叛军，坚定地站到共和国一边，全身心投入反法西斯的斗争中。这样的立场带来两种结果——其一，他丢掉了领事的饭碗；其二，他在洛尔卡死后短短几个月便完成了诗集《西班牙在我心中》。这部诗集标志着聂鲁达诗歌的第三个阶段的开始，也是他诗歌生涯中最关键的一次转折——转向政治诗歌的写作，成为人民的诗人。　　此前，聂鲁达曾经在纯诗创作的道路上孜孜以求，挖掘诡异奇崛的意象，思索惊世骇人的语言，表达复杂微妙的情感，运用别具一格的形式……他曾经热爱马拉美、波德莱尔、阿波利奈尔以及洛特雷阿蒙。事实上，也正是《大地上的居所》为聂鲁达在西班牙赢得“伟大的诗人”赞誉。因为这让以“诗歌王国”著称的西班牙的诗人们看到了他们所熟悉的欧洲传统。聂鲁达曾经迷恋于描写女人、爱情、欲望、孤独、死亡，他曾经在个人的世界中逡巡，找不到可以停靠的岸边。虽然，从少年时开始，出身外省工人家庭的他就愤世嫉俗，他的散文文字就以犀利的锋芒、昂扬的战斗精神、挑战上层社会的姿态而著称；但是，政治、革命、抗争、底层社会在此前从未成为聂鲁达的诗歌对象。在那时的聂鲁达看来，这些对象似乎是非诗的、反诗的，只能以散文体加以表现。虽然，阿尔贝蒂和聂鲁达在西班牙时期结识的女友黛丽娅都是共产党员，并一直在政治上引导他，使他逐渐从个人——诗歌的圈子中走出，逐渐面对广阔的世界，尤其是面对现实社会；但是，他尚未尝试用诗歌表达他对现实政治的思索。但这一切随着西班牙内战的爆发，随着洛尔卡的罹难，随着阿尔贝蒂、埃尔南德斯等身边好友纷纷投身战火而改变了。从此，在聂鲁达的诗中，再不可能“关闭通往大街的那扇门”，当然同样不可能的是，关闭他心中“通往爱情、生活、喜悦和悲哀的那扇门”。　　正如聂鲁达所说，义务和爱情是我的两只翅膀。　　但是，聂鲁达的转变并非完全个人性的。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大批诗人或投笔从戎，或以笔为旗直接参与保卫共和国的战斗。埃尔南德斯、阿尔贝蒂、阿莱克桑德雷以及秘鲁诗人巴列霍（ésar Vallejo）、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Nicolas Guillén）都在那一时期写下了他们最具斗争精神、最激动人心的诗篇。聂鲁达身边好友不是被杀害就是被通缉，不是被捕就是被迫流亡II；在如此紧要关头，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投入战斗就是背叛，沉默就是胆怯。时代没有给人们留下别的选择。1937年2月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聂鲁达说：“很多人也许都希望听到我远离大地和战争的平静的诗一般的语言……我不是政治家，也从未参加过政治斗争中的任何党派，我的很多话本想是中立的，但已经被激情染了颜色。理解我吧，理解我们这些西班牙语美洲和西班牙的诗人们吧，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永远不能原谅他们杀害了我们中最伟大的一个，如今我们语言的天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桩罪行，永远不能原谅。永不忘记，永不原谅。永不。”9仅仅洛尔卡被杀害这一事实，就足以使大半个西班牙诗坛将佛朗哥及其军队视作永远的敌人，永远在诗歌中谴责和鞭挞他们的罪行，永远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之柱上。　　战火刚刚燃起，阿尔贝蒂就和一些作家艺术家成立了“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联盟”（Alianza de los Intelectuales Antifascistas）图65。他们为前线的战士们创办了日报《蓝工装》（Mono Azul），这个名字体现了对共和国军队骨干力量的工人的敬意。那些报纸直接送到战壕中，在战士们中间传诵。战争爆发第十天，聂鲁达就找到阿尔贝蒂，郑重地对他说：“亲爱的同志，这是我为这场战争写下的第一首诗，我把它交给你。请你发表，但不要署我的名字。我现在还是个外交官。”这就是那首著名的《献给阵亡民兵母亲们的歌》。《西班牙在我心中》的很多诗篇最初都是这样零星地、陆续地发表在报纸上的。这些诗歌以剑一般的语言、火一般的激情书写了人民的愤怒、痛苦、悲伤、抗争、战斗——《我作些解释》、《关于废墟的歌》、《西班牙原本是这样》、《佛朗哥将军在地狱里》、《西班牙贫穷是富人的错》、《被侵犯的土地》、《国际纵队来到马德里》、《献给人民军队的太阳颂歌》、《在新的旗帜下集合》……1937年10月10日，聂鲁达返回智利，完成了诗集全部创作。11月13日，《西班牙在我心中》在智利埃尔西利亚出版社出版，印数两千册。1938年7月，阿拉贡（Louis Aragon）作序的法译本在法国出版，他在序言中称赞这本书为“进入当代文学最伟大的导言”。但是这样一本“扬眉剑出鞘”的诗集，在当时的西班牙公开出版根本不可能。可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让这本洛尔卡的鲜血换来的诗集在西班牙大地上流传。聂鲁达认为，在书籍的历史上，“没有几本书有过如此周到的准备过程和如此不平凡的命运”。曾经策划出版了《绿马》诗刊的诗人曼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拥有几个印刷厂。内战爆发后，他将一个印刷厂开设在东部战线、赫罗纳附近的一座古老的修道院里。《西班牙在我心中》就是在那里以史无前例的特殊方式印制的。前线的战士们学会了排版。没有纸，他们找到一架旧粉碎机，自己造纸。他们把所有东西——从敌人的旗子到摩尔III士兵血迹斑斑的长袍——都扔进了那架粉碎机。虽然战士们毫无经验，所用材料又如此特殊，但是其排印技术、纸张质量以及成品开本都不可思议，令人赞叹。后来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将这一版西班牙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危险制作出来的《西班牙在我心中》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罕见的书籍之一，陈列在一个玻璃柜中。但是诗集刚刚印好并装订成册，战事开始失利。共和国突然溃败，所有通往国外的路上满是逃亡的人。东线军队也开始退向流亡地。曼努埃尔和很多战士们宁愿舍弃自己的食物和衣服，也要把一捆捆诗集带走。在奔往法国的长途跋涉中，很多人在炮火和轰炸中牺牲了，很多诗集散落在他们倒下的土地上。继续逃亡的人，虽然最终到达了西法国境边界；但是在那里，西班牙流亡者境遇极其艰难。最后几册也在一堆篝火中成为祭品。《西班牙在我心中》，在战火中诞生，在战火中献身，在战火中永生。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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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
纪念聂鲁达百年诞辰 1676米长诗化作纪念情怀纪念智利诗人聂鲁达诞辰百年朗诵会举行前言(1)
前言(2)爱·欲Amores y Deseos爱与性的初识
总是伤感的无言(1)总是伤感的无言(2)总是伤感的无言(3)
“致命”的诱惑(1)“致命”的诱惑(2)寂寞围城·围城寂寞(1)
寂寞围城·围城寂寞(2)寂寞围城·围城寂寞(3)受伤的“蚂蚁”(1)
受伤的“蚂蚁”(2)受伤的“蚂蚁”(3)最后的归宿(1)
最后的归宿(2)第1首第2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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