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嘉奖其实更像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而不是出于真心，因为除了可笑的五十两白银，后面连一点实质性的支持都没有。有关对将士们的封赏，还在兵部讨论来讨论去，我的一系列关于边疆问题的建议，还在户部、礼部等各个部门间踢来踢去扯皮。我这么说并不是对皇帝有什么不满，皇帝是好的，皇帝永远是对的。我的最大的敌人就是那一班台阁重臣。病中静卧使我的视力变得锐利，我的视线穿过千里万里，已经看到他们霍霍地磨着刀子准备在背后给我狠狠的一刀。
愈益加重的病情使我再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是的，我感到了恐惧。死亡，那是一把无形的刀子，它寒光闪闪，一次次地刺穿我的梦境。对它的恐惧使我迫不及待地想赶回老家去。我强扶病体，给皇帝写了长长的《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从我在越蜇伏六年，想进京一睹天颜遭谗言中伤说起，再次重申这次在两广征讨招抚得当，都体现了皇上的恩威。我说，此地再无烦苛搜刻的弊端，不会再生民乱，我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信发出后，我坐船顺着漓江东下，日行五十里。按照我对帝国行政效率的估计，以我这样的前进速度，应该在两广境内就能够收到皇帝的批复。一日午间，船过了一个宽大的河滩泊了下来，我问此地是何处？船工说是伏波山，山上还有一个庙，是专为纪念西汉时的伏波将军马援而建的。我勉力登上了那座小山，当我在庙里面对着将军威武的塑像时，突然想起了四十多年前的一个梦。那是我十五岁那年，从嘉峪关长城回到京城后做的一个梦。我就是在那次北游后，决定按照这个梦境的指引像这个西汉名将一样建功立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眼前的一切，几乎是四十年前那个梦境的重现。时间好像在走了一个大轮回后又让脚步重叠，一时我心里袭过一片阴影，这是不是预示着我的大限之期到了？
接下来的途程，我在船上发热，谵语，时而大汗淋漓，时而又冷得紧缩成一团。我梦见被人追赶，梦见像一块滚石从高处坠落。我在梦中大声抗辩，争论不休，有时还破口大骂。但当我像一个虚脱的潜水者一样从梦境中浮起来，那些话一句都记不起来了。在我清醒的时候，我想得最多的是我年幼的儿子。离家快一年了，那小命根子也不知怎样了。一想起如果哪一天我不在了，小小年纪的他就要独自面对凶险万状的人生，我心里就隐隐作痛。我给嗣子正宪写了封信，询问学业和家中的近况。意图是让他端正心态，不要激起家族矛盾。想想还是不妥当，又写信让亲信的学生去主持分家，每年两人轮流着照看我儿子，直到他成年，“诸叔侄不得参扰”。后来事实证明我这一决定是有先见之明的，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孤儿寡母早就不知让人挤到哪里去了。
有时我也在船上提笔作书，回答学生们的一些疑难问题。这期间最让我欣慰的，是我在舟中收到了钱德洪、王畿的来信。他们告诉我，自从我离开后，余姚中天阁的讲会一直都在坚持进行，绍兴书院的同志也在他们的振作接引、熏陶切磋下功课日进。这封信愈发使我归心似箭，我回信说，我已经在往回赶的路上，离见面的一天不远了，“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涌之机矣，喜幸当何如哉１同时也不放过调侃他们一下：讲院门前的杂草怕有一丈深了吧？
当我意识到我的目光是最后一次抚摸这片渐渐远去的山水，一方面我心怀感伤，另一方面，我的视觉变得分外的敏锐起来。在我临终的眼里看来，生活中的一切仿佛有了一种神秘的新意义，一切都引起我的注意。我用有点儿惊奇的眼睛看着我重新看到的世界。我的脸上常常挂着天真的笑。这种微笑改变了我严峻的面容，使嘴角上强硬的皱纹变得柔和。这使得船上的兵士们也都误以为我的病在好起来。
不死在家里，也会死在路上，当我接受了这一事实，我开始把每一步履看作是与世界的道别，并力图把这死亡之旅行走得从容些，再从容些。路过广东增城时，我到湛若水的老家去探访了一番，并在他家的墙壁上题写了一首诗，诗中写到了我与这座城市的因缘（我的五世祖就死在这里），写到了我们伟大的友谊如同一条看不见的通道把我们紧紧系连在一起。老友远在京师，以后能不能再见着也是个未知。我在他的旧居前留连再三，写下一首诗：“我闻甘泉居，近连菊坡麓。十年劳梦思，今来快心目。”落落千百载，人生知音几希，这也算是对我们几十年友谊的一个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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