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离开业已奠基的军旅人生，孤身来到北京的目的，是寻求人格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他既未去找正在北京的大姐，又不愿去攀附有亲戚关系的熊希龄，而是蜗居在廉价的西河沿小客店、酉西会馆，到京师图书馆去自学。后搬至北大毗邻的“窄而霉小斋”（沈从文自嘲其租住的房间）。此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奉行“门户开放”和“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对不注册的旁听生从不限制，沈从文便加入了旁听大军。在北大旁听期间，他结识了北大英文系的陈炜谟、德文系的冯至和哲学系的杨晦，以及刘梦苇、黎锦明、王三辛和陈翔鹤等好友。旁听虽不受限制，敏感而自尊的沈从文，正式进入大学读书仍是他挥之不去的梦想，无奈他的文化程度太低，要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无异于比登天还难。1923年秋天，沈从文参加了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入学考试，一问三不知，得了零分，连报名费也悉数退回。此次考试，使他彻底放弃了考大学的奢望。自此，他在旁听的同时，决定走文学创作之路。可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换来的却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沈从文外表虽柔弱，内心却非常倔强、刚强，他坚信自己在文学创作上一定能成功！
沈从文在浪迹北京，从事自学和写作的日子里，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生存的问题。他经常饱一顿饿一顿。寒冬腊月，北京的气温已是零下十多摄氏度，他的住所没有火炉，只有一身单衣，两条棉被。他能坚持下去，除了朋友们的帮助外，还沾了当时社会尊重举子的光。一位走街串户卖煤油的陌生老头，曾借给他两百铜子，使他度过了一个年关。沈从文为此感动不已，不仅在《边城》中将这位善良的老人，放大为无偿撑渡50年的老祖父，而且在他神志陷入迷乱之际所写的《一个人的自白》里，还铭记此事，心存感激。清朝习俗，举子进京会考，没钱可赊账，虽到民国，然此种遗风尚存。因此，在北大附近的穷学生，每每在公寓和小饭馆吃饭时，没钱时便可以欠账。沈从文自然时常签字欠账。10年后，已是功成名就的他从上海回北京，缅怀昔日岁月，在沙滩附近故地重游，还看见昔日常去的那个小饭馆的欠账牌上，仍然写着“沈从文欠××元”字样。凌宇曾问他，是否归还欠账，沈从文面露羞愧地说“当然没还”。参见凌宇：《沈从文传》，第192页。
1924年初冬，沈从文在生活窘困、创作无门时，向时任北大统计学讲师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写信，倾诉自己的困境，希望得到他的帮助。11月13日，大雪纷纷，郁达夫来到“窄而霉小斋”看他，发现他正穿着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双腿在桌前写作。郁达夫深为感动，将脖子上的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摘下，送给了他。然后邀请他一道出去吃饭。结账时用去一元七毛多，郁达夫拿出五块钱，并将店主找补的余钱留给了他。沈从文对此终生难忘。半个世纪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拜访年逾古稀的沈从文时，他还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郁风：《三叔达夫》，《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辑。。沈从文的遭遇触动了郁达夫穷困潦倒的隐痛和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当天晚上，他一气呵成了在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1924年11月16日《晨报副刊》。。在文章里，郁达夫借沈从文对“念书”具有“坚韧不拔的雄心”，尽情地倾诉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奉劝像沈从文那样痴迷于国立大学毕业就能解决生计的文学青年，现实不允许他们如此虔诚，他们的人生之路只有三条：上策是到外面找事做；中策是去革命、去制造炸弹；下策应募当兵或做贼去偷窃，总之，当兵或做贼都比从事文学创作强，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嬉笑怒骂、酣畅淋漓。
丁玲，与沈从文结识于1925年初。沈从文向《京报》投稿与胡也频相识，丁玲听胡也频说沈从文“长得好看”，特意与胡来看望，从而开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剪不断理还乱的沈丁恩怨。1925年初，沈从文因向《京报·民众文艺》投稿而与胡也频相识。不久，丁玲听胡也频说沈从文“长得好看”，特意和胡也频一同来看望他，从而开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剪不断理还乱的沈丁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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