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树天堂”
（1793年9月15日－16日）
第二天开始了4天骑马参观皇宫御花园的旅游活动。首先游览东园。“皇帝听说我们对一切都十分好奇，就让阁老陪我们参观热河的御花园——万树天堂。”为享受这份“难得的恩惠，我们早晨3点就起床，与朝廷的主要大臣一起在宫内等了3小时皇帝才到来。”
皇帝与上一天一样排场：卫队、乐师，打着旗和华盖的太监。“他在门前发现了我们，特地停下来亲切地要我们靠近问话”。这次大家认为是意外的相见却在9月13日制定的觐见活动中早就详细安排好了。我们从皇室档案中了解到以下情况：“他与我们进行交谈，亲切地告诉我们说他早晨要去庙宇拜佛，他又不邀请我们陪他去是因为我们信奉的宗教与他的不同。”乾隆和清朝历代皇帝都鼓励喇嘛教，尽管汤若望神父作了巨大努力，满清的第一位皇帝顺治，还是改信了这个佛教的派生教。
乾隆通知马戛尔尼他已命令他的首相和几位大学士陪同参观御花园，让他看一切地感兴趣的东西。“我向皇帝陛下表达了对他的热情款待的感激之情及对在热河所见一切的仰慕之意。”皇帝抓住机会向托马斯说了句话，要求他把昨日赠赐的荷包画出来。孩子十分骄傲地谈起了此事。
特使应该衡量一下他受到的恩典。御花园是不供游人参观的：大使是在皇帝的花园内，这些花园又都是他个人的杰作。
“为安抚边境百姓，圣祖建造了热河。热河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之作，而是完善武功的一个举动。”祖先的目的就是：采用别的方法继续战争。但孙子不像祖父那样严峻，承认从中感到的乐趣：“这里高山丛林，悬崖峭壁，河流森林，鹤立鹿跳，鹰翔鱼跃，楼台亭阁，或建于深谷之间，或倚于小溪两侧，野草茂密，百年老树耸立，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绚丽的风景，尘世之忧郁可忘却。”
迷人的住所
当皇帝在庙宇拜佛时，马戛尔尼和大臣们到一个楼里吃了些早点。然后在岗峦起伏的园里骑马走了3英里，那里一切都安排得错落有致，景色十分秀丽。这“布置得最美的”花园使马戛尔尼想起了他的岳父布德勋爵在贝德福歇的拉顿花园，该园林为著名的兰斯洛特·布朗所设计。“要是布朗来过中国，别人肯定会说他全是借鉴了热河的艺术。”
贵宾们来到了湖边，登上一艘“又大又漂亮的游艇”，为随行人员也准备了几只小船。所有船上都飘着风信旗、窄条旗与燕尾旗。沿岸时而出现港湾，时而出现岬角，“姿态各异，每往前划一段，就有一派新的景色呈现在游客的面前”。形状不同的小岛都处于与整个景色十分协调的位置：有的耸立着宝塔，有的岛面平缓，有的岛面陡峭，有的绿树成荫，有的一片庄稼。游客观赏了近50座宫殿：每座都布置着皇帝狩猎或出巡的画，装饰着碧玉或玛瑙的花瓶，还有“中国、朝鲜与日本的瓷器”，加上“欧洲的挂钟。”
“如何来细说这迷人的住所呢？几小时之内，我见到了各种迥然不同的景色，我原以为在英国之外是无法见到这样美的景色的。”在自己的国家之外居然存在那么多美好奇特的东西，马戛尔尼惊呆了，他身不由己地也像中国人一样自恋起来。
没有一位大臣向马戛尔尼透露在这仙境般的地方发生的、差点要使乾隆朝廷过早结束的悲剧。罗广祥神父在一封未发表的信中这样叙述：“1788年10月14日，皇帝在热河附近打猎，突遇一场暴雨。他坐在轿子里，水一直没到他的脖子。和珅中堂及几位主要大臣竭尽全力抬高了轿子，他们自己掉到了河里，被河水冲走了，幸亏几位勇敢的蒙古人救了他们的命，他们骑着骏马，个个水性很好。皇帝的63名随从淹死了，老百姓的死亡人数则没人知道。”中国遭受水灾是屡见不鲜的事……
中国园林与英国园林
马戛尔尼对这次参观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论述”中用了大量篇幅对东、西方园林作了比较。英国与中国的花园有着共同之处：都不同于法国式花园。它们的风景艺术在于模仿自然，而不像法国式花园，迫使自然去模仿艺术。
英国园艺匠刻意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去美化自然，而中国的园艺匠则让自然成为他们要它成为的样子。“若这儿是一片干地，他们就引进河水，或在这里挖一个湖。若这是一片平坦的土地，他们就在此堆个小山，挖出山谷，并铺上岩石，总之，中国人在安排风景时都十分霸道。马戛尔尼批评这种方法，他认为这正证明英国园艺匠在园林艺术上没有照搬中国，因为他们酷爱自由，包括植物的自由。“我们在完善自然，而中国人在奴役自然。”在英国的园林里，也有着培根的哲学：“控制自然时要服从自然”；而中国的园林却表现了一种再创造的意愿。一方具有灵活性，另一方则是强制性——普罗米修斯想把他的作风强加于人。
这些观点毫无价值吗？英国和中国在园林艺术上都很出色，两者水平相近，所以更具有竞争性。彼此争着称霸。马戛尔尼没有怀疑英国的优势，他对中国园林表示了四点保留意见：假山太多，金鱼池太多，青铜陶瓷的龙虎太多，睡莲太多。“奇怪的是在6个小时的严格审查之后，我竟没有找出其他可批评之处。”
在分手时，和珅对马戛尔尼说他所见到的还不算什么。看完东园后，他还该看看西园的美景。
奇怪的盲目病！马戛尔尼对中英园林的异同滔滔不绝地发了一通议论，但他没有抓住热河的实质：它是天朝的一个缩影，再现了中央帝国某些最著名的建筑与风景：拉萨的布达拉宫，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镇江金山的塔，新疆的清真寺，长江与大运河上的景色，昆明湖……就在蒙古的土地上，马戛尔尼面前出现的是中国的南方、是西藏与突厥斯坦，但他却视而不见。这是一个迪斯尼乐园，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个词。它重现了中国大地上的奇观——一个建筑上的盆景。乾隆从首都乘坐6天轿子，就享受了整个中国能献给他的乐趣：帝国的缩影。英国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宫内
马夏尔尼又有了勇气。游览时第一次有机会与重要人物交谈。他想就此开始他的外交使命。
陪他的是国家最重要的人物。他们都是鞑靼人。每个人都在长袍外面套着一件黄马褂。马戛尔尼开玩笑地称他们为“黄衣骑士”：中堂和珅、“副相”福长安、他的哥哥、平息叛乱的将军福康安，以及刚升为大学士的松筠。这位41岁的鞑靼——蒙古人享有廉洁的好声誉，他从边境城市西伯利亚的恰克图归来，在那里他与俄国人为签订一项贸易协定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因而避开了磕头这个难题。由于礼仪方面的原因，历史上也有过一些在边境上举行仪式的事：路易十四在比达索阿的婚礼，季尔西的木筏，板门店的木棚。听说马戛尔尼曾是驻圣彼得堡的大使，松筠向他提了有关俄国的一些很聪明的问题。
和珅尽量在外表上像一般朝臣那样很客气，但总显得缺乏热情。勋爵发现这点是从一句奉承话产生的坏效果开始的。大使说这座乐园的建立“反映了康熙的智慧”，和珅顿时露出猜疑与吃惊的神色。一个英国人怎么会知道这些呢？马戛尔尼回答说中国的威望已一直传到了他的国家。和珅对他就中央帝国表示的兴趣并不领情。这种好奇心并不得体。了解中国就已经损害了中国。
“福相”福长安的热情友好与福康安将军对“红毛”的仇视适成鲜明对比。后者当过广州的总督，对他们了如指掌，并不得不表示惧怕。那天上午，当马戛尔尼觐见皇帝时，将军神态严肃地碰碰他的帽子，要他脱帽行礼，但中国人是从不这样行礼的。要是马戛尔尼硬要行“欧洲礼”，他也不应该回避谦恭的表示。
马戛尔尼竭力想获得他的好感，就邀请他观看使团警卫的操练，福康安拒绝了。他认为这毫无新意。马戛尔尼却想：“真蠢！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半个世纪之后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仍然停留在这种状况。
英国人看到园内的各个楼里都放着玩具、挂钟和地球仪，感到十分扫兴。“这些东西做工完美，相比之下，他们的礼品就可能黯然失色。”那里甚至还有一架行星仪。陪同马戛尔尼游览的官员告诉他，比起后妃们的宫殿内陈列的珍宝和圆明园内西洋珍宝馆收藏的东西，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国居然到处是同英国人引以为荣的礼品一样珍贵的物品。
马戛尔尼称赞了英国制造的八音盒：他发现这些八音盒原是考克斯博物馆的藏品。福康安见英使对此兴趣盎然，就推断他从未见过这类东西。他便“傲慢地”问英国是否也有这些东西。当他听说“这些东西就是从英国运入”时，他也感到十分扫兴。
监视下的自由
复杂的情感；极度敏感的民族自尊性，……马戛尔尼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他要求把仍在北京的马金托什船长派回舟山，让他报告皇帝接见的情况。他先去广州，从那里再回伦敦。福康安立刻打断地的话：“中国的法律不允许外国人随便往来内地”。
这就是马金托什事件的起源。文献资料表明：马戛尔尼以为是这位将军因嫉忌英国的优势而一时冲动表示了拒绝。事实是皇帝不同意这样做。乾隆不明白为什么马金托什一定要去指挥“印度斯坦”号，没有他这只船不是也从大沽回到舟山了吗。为了这次多余而耗资的旅行就要惊动天朝的行政机器。皇帝对这些自负的英国人很生气。时至今日，凡在中国的代表团必须全体呆在一起，中国人讨厌旅游者分散活动。
谈话无法再继续下去，特使要求与和珅商谈。后者借口准备皇帝寿辰，提出以后再说。他反复地说：“我们一定会有机会在圆明园相见的，我们可以在那里重叙友谊。”’
因此，在热河没有谈任何具体事务，梁栋材神父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但马戛尔尼还是使和珅同意收下一份照会。
9月16日，禁止使团人员外出的禁令取消了。斯当东及其他几名随行人员决定骑马出游——但仍是监视下的自由：有中国的官员和士兵尾随着他们。这些陪同人员干方百计地阻止他们与老百姓接触。斯当东指出：“他们怀疑我们在搞间谍活动。”霍姆斯也说：“这种不可思议的怀疑令我们惊讶不已。”
现在一切都没有改变。中国人也许有道理。一个国家失去了它的神秘感就会变得不堪一击。中国有个寓言正说明了这点：贵州省来了一头驴，当地从未见过这类动物，老虎先是被驴叫声吓怕了，躲在一边不敢出来。待它仔细观察后，就窜出来折断了驴的脊骨，把它吃了。英国狮子是否也会折断中国龙的腰骨呢？龙最好还是蜷缩起来。
英国人观察着，测量着，记录着。这已经是情报活动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恐谍症就是建筑在对这一危险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上的。但在热河又害怕什么呢？他们被迫提供了马匹和导游。英国人先是登高眺望热河山谷全景，滦河之水浇灌着，那里土地十分肥沃，还可看到近期一次洪水留下的痕迹。邻近山脉失去了覆盖着的森林，伐树与水灾，今天中国还是这两大祸害，它们互为因果。
在各处宏伟的景点上有几座喇嘛庙。英国人看见在一座山上有块形似蘑菇的巨石，他们想走近去看，但不许他们爬山。“这就不合适了。”岩石高悬于皇帝嫔妃的花园之上，从上面可以看见她们散步。“然而两地之间有4公里之远。”
医对医：“另一个星球”
就在9月16日这一天，和中堂遣人来请使节团的医生。在“万树园”骑马之后，他感到一用力全身就疼。吉兰大夫发现御医就在他的床边。和珅描述了自己的病情：关节痛，小腹时隐时现地感到肿胀。中国医生并不知道这些详情，“因为他们从不询问病人，他们通过脉象归纳出病情，认为身体各部位的脉跳不一样，所以脉搏可以指示生病的部位。他们诊断和珅是中了邪，必须驱邪。因此，他们要用金针与银针深扎患处。和珅的手臂和腿上都扎了针，但他拒绝在肚子上扎针。”
为了不得罪中国同行，英国医生也一本正经地在病人的两臂上号了脉。但他解释说：没有必要在身体别的部位再号脉，因为血液循环的强度到处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动脉都同时和心脏相通。中堂和他的医生们对这种理论都感到惊愕不已。和珅用右手食指按左手脉搏。同时用左手食指按有足踝部脉搏，发觉两处脉博跳动完全一致。
据吉兰大夫诊断，和珅患有四肢风湿病，小肠疝气。他反对在腹部扎针或切口。和珅请他把病情说明与处方都写了下来。
中堂是否像英国人炫耀的那样“很快从急病中痊愈了”呢？即便如此，使节团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取得进展。马戛尔尼记道：“我知道，尽管我们作了极大努力，中国人还是处处对外国人表示不信任。”因为无法同和珅见面，马戛尔尼只得给他写信。小斯当东负责抄写李先生的译文并检查译得是否准确。真像瞎子与瘫子的合作……
和珅终于作出了友好的表示和讲话。他对兰吉大夫十分满意，送了他一匹丝绸，并说他的见解“十分高明，合乎情理，并与亚洲公认的概念完全不同，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
这种说法真是千真万确！在这遥远的鞑靼鞋题地区，两种分开发展的文明相遇了，不管双方是否愿意，它们必须共处，同甘共著。西方可以没有中国，中国也可以不管西方。在此之前，欧洲人对中央帝国的看法更多是来自幻想，而不是出自现实。现在英国人将面对现实，驱散幻想，它不能不介入。中国人很快就将遭到源源而来的西方技术的侵袭。
1793年的相遇好似两颗流星在相撞。不是探险家到了猎头族之中，而是两种高雅而又互不相容的文化在互相发现。一个是天朝幻想中的月球上的世界，另一个是现实的世界，这就是从事贸易工业与科学的英国。和珅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时刻。中国到了仍能保留自身特点，即停滞不变状态的最后时刻。不过，他没有认识到：无论中国怎么做，不管她是拒绝还是接受，对她而言，一切都要发生彻底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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