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技艺的“解马营”，而且还“设承应技艺马四十匹”，其目的无非是使北方民族的马术继承传布下去。
在清朝初期，每逢上元灯节，都要在北京的西厂，举行由八旗部队表演的“骗马诸戏”：或一足立鞍镫而驰者；或两足立马背而驰者；或扳马鞍步行而并马驰者；或两人对面驰来，各在马上腾身互换者；或甲腾出，乙在马上戴甲于首而驰者，曲尽马上之奇。
笑然《圆明园遗闻》还可佐证——清代皇帝在每年的六月，在圆明园北垣外的安河御马厩驼厂处，与近臣一道检阅“试马”，俗呼为“跑御马”。
判定骑士胜负不以速度，而是以“跃换”定高下，即每一人乘一马，牵一马，二马驰至中道，以鞭击所牵之马，马惊驰复乘而追之，追将及马尾，纵身一跃，自己坐于牵马上，奔驰如故，如此者受上赏。若二马相并时而横跃者，为中赏。不及或坠下，得下赏。
清末画家何元俊还就此情此景，作了一幅这样的图画，刊登于《点石斋画报》上，以纪录这清代马术中的盛典，其意在宣扬清代重马术的传统。而早在乾隆时代，御用的西方画家朗世宁，就曾完成过一幅描绘乾隆率领文武官员和杜尔伯特部上层人物，在避暑山庄观看马技表演的《马术图》：一个个英武健壮的骑士，从丛集的马术骑士队伍中纵马驰出，并在坐骑上表演各式颇具难度的惊险动作：一骑士在飞奔的白马上，一手拿弓，一手握住飞箭。一骑士在飞奔的白马上，手把鞍挢前的铁圈倒立。一骑士在飞奔的白马上，托举起一名两手挥舞小龙旗的骑士。一骑士在飞奔的白马上，直挺挺站立着吹着笛子，神态悠闲……在这些马术骑士的出发处，还有为数不少的骑士，按照顺序，牵引骏马，准备上蹬，跃跃欲试……乾隆之所以选择了马术表演给杜尔伯特首领看，就是想通过马术唤起他们的亲切感，因为在北方民族看来，马术最能体现北方民族的精神。所以，在清代以前，辽国的画家陈及之以唐太宗与突厥可汗和解为题，画了一幅《便桥会盟图》，主要的目的是浓墨重彩地刻画北方民族高超的马术：茫茫原野上，18位突厥装束骑士，穿着短裙长裙，英姿勃勃，策骑疾进，整个队形正由一字长蛇阵变成圆阵形，每位骑士都在飞速前行的马背上表演着各种姿势的马技。
一人在马鞍上起顶倒立，悬空的两足上横着一根木棍，其上还有一人据木起顶在画幅中间，一男一女，相对立于马背，在他们之间，滚跳着四个马球，动态逼真。
乐师们也站立在奔腾的马背上演奏，吹笛者风度翩翩，拍板者与鼓师对面呼应，乐器伴和，姿势飘逸。
前面是两位手执彩巾，舞态绰约的女骑手，站在马背上如履平地，优美动人。
接近圆阵旗帜之地，一人在马鞍上起顶倒立，悬空的两足上横着一根木棍，其上还有一人据木起顶……《便桥会盟图》所表现的突厥马术，显示着北方民族马术所具备的百戏技艺的一面，就像罗马历史学家马西米那斯说匈奴人马术之精，甚至可以蜷曲在狭小的马颈上睡觉一样。元代虞集就对人睡于马上的马术极为推崇，作过一首《金马图》诗(收在《虞学士集》中)，歌咏这种高超的马术。而且，北方民族马术所蕴含的这种百戏技艺的一面，在兵戈止息的和平盛世，往往被发扬光大起来。
如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中的那种“人马并而驰，忽跃而上，立焉，倒单焉，鬣悬，跃而左右焉，掷鞭忽下，拾而登焉，镫而腹藏焉，鞦而尾赘焉，观者岌岌，愁将落而践也”的“走马卖解”，在明代已是很普遍了。
大文豪徐渭观看这种“走马卖解”后，认为它源自北
方民族，“故缀四律，首章用北语”。其实，这种“超腾隐现不离鞍”的马术表演者是一位南方人，但于此却反映出了北方民族马术影响之深。
如果将视线再转向元代，那更是另一番动人的风光了：胡女牵来狞叱拨，轻身飞上电一抹。
半兜玉镫裹湘裙，不许春泥污罗袜。
这是杨维桢的《走马》诗。还有张宪的《二月八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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