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梅兰芳，演出也大为减少。他甚至有时间跟随一个英国老太太学习英语口语和语法，每周学习两次，分别是周一和周三下午。从1934年春天开始，他就开始为赴苏联访问演出做准备了。
自访问美国后，梅兰芳对世界的了解大大进了一步。为使眼界更加开阔，也便于日后将京剧拓展到欧洲，他萌发了旅欧之念。从美国返回北京后，他又去拜访胡适，一是汇报在美演出情形，另外便谈到拟去欧洲的计划，还是希望胡适给予指点。胡适很赞同他的想法，他劝梅兰芳请张彭春先往欧洲走一趟，作一个通盘计划，再做决定。
就在梅兰芳踌躇满志地准备欧洲之行时，"九·一八"事件爆发，国内局势急转直下。梅兰芳不得已，于1932年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旅欧计划只得缓行。然而，他的弟子、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却于1931年深秋抛下国内的一切，只身去了欧洲五国。他此行的目的并不像梅兰芳数次出国那样以演出为主，而是专门考察欧洲戏剧。归国后，他写了一本《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其中包含了十九点心得，极富理论性。
程砚秋此行再度激发了梅兰芳的赴欧决心，他一方面在上海赶排《抗金兵》《生死恨》等应合抗战的戏，一方面积极与驻英、法、德的外交官联系，加紧筹备。就在此时，他接到了苏联方面的邀请，恳请他在赴欧之前先到苏联演出。
当年梅兰芳到美国演出，接受的是民间团体"华美协进社"的邀请，纯粹属于民间文化商业行为，而此番到苏联演出，他却是从苏联驻华大使馆特派汉文参赞鄂山荫那里接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理会长库里斯科的正式邀请函。也就是说，赴苏演出似乎官方色彩更加浓重一些。这也恰好为苏方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邀请梅兰芳的此种说法提供了依据。
其实对于苏方究竟出于何种原因邀请梅兰芳去演出，说法有几种，除了想一睹梅兰芳举世闻名的艺术外，有人猜测是因为当时的苏联艺术界写实派正在没落，而开始盛行象征主义，中国京剧一直被认为是"象征派"艺术；另一种说法便是政治的：当时苏联刚刚将中东铁路卖给了伪满，中国国内对此行为大为不满。苏方为缓和和中国的关系，冲淡中国人民的反苏情绪，遂邀请梅兰芳和电影明星胡蝶一同去苏联演出。对于梅兰芳而言，无论苏方是出于什么目的，他要做的只是为演出而精心准备。
相比到美国演出前的焦虑和担忧，梅兰芳此次的心态平和了许多。当初他对中国京剧是否能被西方人接受是毫无把握的，面对的又将是完全陌生的文化，心中忐忑是不可避免的。如今距访美又过去了四五年，他对世界各国的文化，特别是读过程砚秋的《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之后对欧洲戏剧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便也就少了因为不知情所带来的惧怕。
另一方面，当初他去美国演出，不但旅费自筹，演出如果不卖座的话，他将面临破产，因而经济压力是相当大的。此次去苏联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是苏联政府出面邀请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由对方负担。
再者，梅兰芳在选择演出剧目时，不得不考虑到苏联与美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也不同，演出剧目自然是要有差别的。尽管如此，当初他为访美而准备的宣传品和演出设备等，则是可以继续延用的。从这一角度上看，客观上也为他减轻了许多麻烦。
其实最重要的是，他在去过两次日本、一次香港和一次美国之后，对于出国演出已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些经验也使他比访美要轻松许多。
心态上的差异并没有让梅兰芳轻视访苏。就他对苏联的认识，这个国家虽然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它的戏剧传统远优于美国，戏剧人才的文化层次也远高于美国。他在美国面对的是以杜威为代表的学者以及以卓别林为代表的演艺界人士，而在苏联，他面对的将是一批真正的戏剧理论专家。为迎接梅兰芳的到来，苏方特地组织了一个"招待梅兰芳委员会"。该会主席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会长阿罗舍夫和中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担任，委员有：苏联第一艺术剧院院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剧院院长丹钦科、梅耶荷德剧院院长梅耶荷德、卡美丽剧院院长泰伊罗夫、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国家乐剧协会会长韩赖支基、艺人联合会会长鲍雅尔斯基、名剧作家特列加科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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