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不管有没有意义，反正是活着。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
因为“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中国人的世界终成为一个拥挤的人的世界，“在古中国，一切肯定的善都是从人的关系里得来”，“五四”大潮一来，中国人崇信的这些基本关系都被动摇，“中国人像西方人一样变得局促多疑了。而这对于中国人是分外痛苦的，因为他们除了人的关系之外没有别的信仰”。
这种信仰使中国人注定要把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当做表现人之“性本善”的唯一舞台，“一切反社会的，自私的本能都不算本能 。这样武断的分类，倒很有效，因为谁都不愿你说他反常”。
“然而要把自己去适合过高的人性标准，究竟麻烦，因此中国人时常抱怨‘做人难’。‘做’字是创造、模拟、扮演，里面有吃力的感觉。”
……
这些文章中颇多可圈可点的妙语，在在反映出张爱玲对中国人的生活的洞见，而由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女子道来，自然要让梅奈特啧啧称奇。然而张爱玲的过人之处并非她对中国文化作了如何了不得的探本的分析，而在于她以其慧质灵心从日常生活的幽微处张见了现代中国人身上蠢动着的那个传统中国人的形象；她的材料不是儒、释、道的哲学，而是大众文化，中国人日常的行为方式。
能有如此的洞见，张爱玲的本钱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她的家庭背景，一是她受的西式教育。她的身世使她谙熟古老中国的生活方式，她对传统文学艺术的喜爱使她的举证左右逢源；她受的西方式教育则使她有了另一个支点，跳到圈外，借洋人的眼光对中国人的生活做一番反省。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没有前者，就没有她鲜灵、生动、活泼的感觉——租界的洋人读罢或者但觉有趣，熟知张爱玲的人读了却要悟到里面非个中人不能道的奇特感受；没有后者，张爱玲或者会像她的大多数同胞一样，对中国的一切习而相忘、浑然不觉——至少她要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她现在保有的那重有利的旁观者身份。除了梅奈特说到张外来者的旁观眼光之外，沦陷时期颇为活跃的一位散文作家周班公对张的小说、散文都有类似的印象，称张的笔法虽在模仿《红楼梦》、《金瓶梅》，他仍模糊地觉得“这是一位从西方来的旅客，观察并且描写着她喜爱的中国”，并说这一点使他想起赛珍珠。见《〈传奇〉集评茶会记》，载《杂志》，1944年9月号。
或许就是这重身份让她的这组谈论中国人的文字掺进了更多惊异好奇的成分——这里更多的是对中国人生活的不失好奇心的张看，而不是价值的评判。虽然挑出了中国人的不少毛病，有挖苦，有针砭，但是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重要的是了解、知道、懂得——好奇心总是导向“知”的。
然而并非单单是好奇心的满足。或者说，对于张爱玲，好奇心当中自有严肃的因子。从给洋人看的《依然活着》到给国人看的《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大堆的反语当中就冒出了一段箴言式的劝导性文字：“多数中国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中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那么，索性看个仔细罢……有了惊讶与眩异，才有明了，才有靠得住的爱。”仔细地看了，她就不能不看到中国人的种种毛病。几十年后与人谈起鲁迅，她最推崇的便是鲁迅对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的暴露，而在她看来，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没有批判，只有褒扬。水晶：《蝉——夜访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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