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陳魯豫·心相約   》 竇文濤      陳魯豫 Chen Luyu

  幾年的相處,我們之間竟然沒擦出一丁點羅曼蒂剋的火花。文濤說,和你們倆在一起,就像左手摸右手,一點感覺也沒有。
  竇文濤
  文濤、許戈輝和我是鳳凰最早一批主持人。1996年剛從內地到香港的時候,我們每天一起工作一起玩,成了感情深厚的朋友。可是,幾年的朝夕相處,我們之間竟然沒擦出一丁點羅曼蒂剋的火花。用文濤的話說:
  “和你們倆在一起,就像左手摸右手,一點感覺也沒有。”
  慢慢地,大傢工作越來越忙,見面的機會就少了。偶爾在公司看到行色匆匆的文濤,我和許戈輝總是做哀怨狀:“你什麽時候請我們吃飯?”
  文濤老是嘿嘿地壞笑着:“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三個人好不容易湊在一起吃頓飯,文濤的電話總是沒完沒了地響個不停。
  一天,我們相約在公司附近的大排檔吃飯。正是午休時間,幾十張圓桌都坐得滿滿的。我們三個人擠在一個角落,手舉了半天才有服務員過來幫我們點菜。
  終於飯菜上齊了,大傢剛要舉筷,文濤的手機嘰裏呱啦地響了起來,刺耳的聲音在亂哄哄的大排檔裏都聽得清清楚楚。
  文濤對着話筒一陣喃喃細語,聽得我跟許戈輝兩人齜牙咧嘴直喊受不了。
  幾分鐘後,文濤挂上電話,扔下一句:“我有事,先走了!”丟下我和許戈輝對着桌上的梅菜蒸豌魚和鹹蛋肉餅直運氣。
  “這傢夥,重色輕友!”許戈輝笑着駡了一句,開始埋頭吃飯。
  我使勁點頭表示贊同,然後往嘴裏塞了一大塊魚肉。
  “不對啊!”許戈輝突然擡起頭來,嚇得我差點被魚刺卡住喉嚨,“咱們也是色啊!”
  在鳳凰,我被認為是最有語言天賦的。衹是,來香港7年了,我還是一句廣東話也不會說。倒是文濤,因為在廣州工作過幾年,所以一到香港就是滿口流利的粵語,讓我羨慕不已。但羨慕之餘,我也很睏惑:為什麽香港同事說話我聽不太懂,文濤的廣東話我全能懂呢?
  一天,文濤坐在化妝間,發型師阿Ray正幫他理發,兩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說着廣東話。我正趴在鏡子前塗睫毛液,細細地把左眼刷好之後,轉過身好奇地問阿Ray:
  “文濤的粵語說得怎麽樣?”
  阿Ray的剪刀和梳子停在半空,他大惑不解地看着我:“文濤跟我說的是粵語嗎?我一直當國語在聽啊!”
  2000年我們一起出差去紐約,兩人約好了在機場見面。
  一大早,香港赤蠟角機場很是冷清,寬寬的大廳裏沒有幾個人。我比文濤先來到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櫃臺前,正要打電話給他,就見遠處一團鮮紅的顔色飄過來。那是文濤,穿着一條能把人的眼睛刺瞎的紅褲子。
  “你幹嗎?”我怕晃,不敢看他的褲子。
  “你不懂,咱們這是出國,要見的都是外國鬼子,穿紅的能驅邪避鬼。”文濤一臉認真。
  “算了吧,到了國外,人傢看咱們倆纔是鬼子呢!”
  上了飛機,空中小姐立刻笑容可掬地端來一托盤飲料,用英語問道:“要喝點什麽嗎?”
  我要了杯水,再轉頭看文濤,他也不理我,直眉瞪眼地衝空中小姐說:“Tomato Juice.”(番茄汁)
  我很是驚訝地看着他:“說得可以啊!”
  我知道,文濤的英語早就連本帶利還給了老師。平常,他衹會說一句沒頭沒腦的話:“Can you help me hammer the nail in?”(你能幫我釘釘子嗎?)也不知是哪個不負責任的老外教他的。所以,每次出國我都得做他的私人翻譯,從填寫入境表到嚮空中小姐要杯水喝,事無巨細都要由我為他老人傢代勞。而眼下,他竟然能說出字正腔圓的“Tomato Juice”,真是讓我颳目相看。
  文濤很是不憤:“你瞧不起我。最近我的英文好多了!”然後又嘿嘿一笑:“連你都沒聽出來吧!番茄汁,英文說快了就是‘他媽的就死’!多好記啊!”
  從香港到紐約飛了十幾個小時,文濤喝了無數杯“他媽的就死”。
  這以後,文濤的英語水平突飛猛進。
  2002年,他和高雁一起去墨西哥做節目。一天早晨,兩人約好在酒店的咖啡廳見面邊吃早餐邊討論拍攝計劃。文濤磨蹭,從來都晚到,高雁於是喝着咖啡耐心地等他。一會兒聽見入口處有喧嘩聲,轉身一看,文濤正面紅耳赤地對着一個墨西哥侍者比比劃劃,嘴裏執著地講着中文:
  “我的早餐券在我的同事那!”
  高雁揮手剛要叫文濤,卻聽見文濤情急之下蹦出了一串英文單詞:
  “one person, one room, one day, one breakfast.”(一個人,一間房,一天,一份免費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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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長江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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