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才”，确实是那个年代的北大学子的共同的金色的梦想，似乎也是时代的要求：就在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4月，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校园里的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年青人立刻被这“时代鲜丽而充满朝气的口号迷住了”，如时为北大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红楼》编委的谢冕所说，“就这样，我们这些如花的生命便集结在‘向科学进军’的旗帜下，从此开始了我们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的‘进军’”。谢冕：《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收入《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页14。
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校园里的文学气氛十分浓郁。谢冕的同班同学、也是《红楼》作者、校园诗人的孙玉石有这样的回忆：“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整天沉醉在喜欢的书本里，新鲜的文学作品中。为了满足同学的创作欲，邓美萱、李鑫办起了手抄版墙上小报《小火星》，许多今天看起来也是最大胆先锋文学作品，都在那里发表。为了享受一场人艺名流演员演出的话剧《雷雨》，全班人散场后无车可坐，竟旷野放歌，夜走京城，到学校已经是凌晨四点了。我们宿舍的六个同学，个性与趣味各异，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后来索性弄一张纸，用毛笔写了‘六味书屋’几个字，贴在宿舍的门口。张时鲁用他的内蒙口音，给我们这些从中学来的，经常大讲萧洛霍夫、杰克·伦敦、海明威，他赞不绝口的是：‘真了不起啊，《静静的顿河》、《荒野的呼唤》、《老人与海》！……’他像一匹饥饿的狼，吞噬着一些西方的现代名著，总是埋头写自己的长篇小说。才华横溢的孙绍振，读的书最多，思想也像跑野马一样自由无羁，他和才女温小珏一起，常常把最先锋的作品的信息，传到班里来。‘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岳野的话剧《同甘共苦》，真是妙极了！’于是，我们班里很多人抢着读这些作品，为萧洛霍夫对于战争摧残人道的描写所震撼，为一些老干部进城后的喜新厌旧而愤愤不平。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从小说到电影，班上看了的人交口称赞，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普希金、莱蒙托夫、聂鲁达、希克梅特，艾青的《宝石的红星》、《在智利的海峡上》……几乎成为我们几个喜欢诗歌人口头议论的专利。……在宿舍里，教室里，孙绍振常常伸出双臂，尖声高叫地朗诵着：‘伐木者，醒来吧！’”
这“醒来”的呼喊，就成了那一代人生命中的永恒：孙玉石在四十三年以后，回首往事时，“不能忘却的，而且要刻骨铭心要牢记于怀的”，依然是这呼喊。孙玉石：《“如歌”的岁月里》，收入《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页10—11，页12。
于是，我们发现，1956—1957年的中国校园里的年轻人，正处在精神的苏醒之中，内心涌动着对知识、理性、理想的渴求，以及不可扼制的自由创造的冲动。年轻人的创作才情如熔浆般的喷发了。在《红楼》上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北大文艺动态”：“中文系三年级同学王磊同学的诗集《寡妇泪》已在二月份由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校音乐创作组刘季林同学(中文系二年级)创作的音乐作品《少年钢琴曲》已被音乐出版社接受出版，这是作者的处女作”《北大文艺动态一瞥》，《红楼》第4期。；各个外语系纷纷编辑出版学习翻译的刊物，计有俄语系的《十月》、东语系《翻译习作》、西语系《桥》等，中文系的班级手抄刊物也如雨后春笋，如语言专业二年级一班的《短笛》、二班的《百花坛》、《小火星》、朝鲜族同学的《长白山》，新闻专业一年级三班的《向日葵》等《北大文艺动态一瞥》，《红楼》第2期。。校园文化活动也很活跃，据报道，苏联作家波列伏依、卡达耶夫，印度作家库玛尔，日本作家藤林成吉、青野季吉，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夫人，苏联电影大师邦达丘克，中国作家、学者李健吾、陆侃如、刘大杰、康濯、吴祖光，电影演员赵丹、白杨、黄宗英、孙道临等，都曾来校与学生见面、座谈。《北大文艺动态一瞥》，《红楼》第2期、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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