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苏联的垮台是这个世界在很大的程度上丧失自由的日子。有人说，苏联是一个邪恶的国家，它同样有着称霸世界的野心。更有人说，苏联对于中国的威胁比美国还大。他们的说法也许都对，但没有说到点子上。问题不在于苏联比美国更好或更坏，问题在于，与两极或多极世界相比，世界在单极之下，自由是多了还是少了？自由主义的原理告诉我们，我们丧失自由，是基于出现了一个垄断了我们生存命脉的权威这样一个事实，与这个垄断者是否“仁慈”、是否“大公无私”无关。因此，在美国的单极霸权之下，这个世界显然是丧失了自由。具体事实也已证明如此：苏联垮台之后没有几年，美国已经开始非常轻易地在世界各地大打出手，不受任何制约，今后的发展前景是相当令人恐怖的。
有人会说，美国的几次大打出手，如海湾战争和科索沃，都是发生了极为残酷的暴行，美国出钱、出枪、出人，制止这种暴行，乃是一种为世界其他人们造福的无私行为。如果没有美国去制止那些极为残酷的暴行，那些受暴行残害的人们岂不是完全无望了吗？美国自己也往往摆出一副“我根本不想当世界警察，可当世界需要警察时，你们不找我又能去找谁呢”的架势。我在这里不想陷入诸如“米洛舍维奇究竟搞了种族清洗没有”这样的争论，我在这里只讨论如何以自由主义的原则看待这件事。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说：“强制不能完全避免，因为防止强制的方法只有依凭威胁使用强制之一途。自由社会处理此一问题的方法，是将行使强制之垄断权赋予国家，并全力把国家对这项权力的使用限制在下述场合，即它被要求制止私人采取强制行为的场合。”如美国对于南斯拉夫动武，以传统的国际法观点来看，是不折不扣的侵略。然而，为什么一些“自由主义者”会在正义的名义下支持这种行为呢？我想，他们是自觉不自觉地情愿把行使强制之垄断权赋予美国。问题是，在国际关系中——而不是在美国自己的国内政治中——如何限制美国这个强制垄断者的行为？要知道，美国的民主政治在这里并不起作用，我们没有权利投票选举美国总统，也没有权利投票选举美国国会议员。如果我们不能限制——而不是靠它自我约束——美国的行为，那么，这样一种国际秩序，恰恰相当于一种极权主义的国内政治制度。现在的问题只不过是美国还没有完全达到垄断武力的地步，例如，还有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存在。我想再次强调，除了少数属于垄断武力的国家的人口，在地球上出现一个单极霸权的国际秩序，绝不可能增进世界上大多数人的个人自由。我在这里丝毫没有贬低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理想的意思，然而，自由主义的原则告诉我们，自由的保障不能来自于统治者的道德高尚，它必须来自制度的制约。美国自己的建国理想再高尚、再自由，都不能消除在地球上出现一个单极霸权，因而有可能造成极权主义的国际秩序的恐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于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已经充分显示了这种国际秩序是多么令人恐怖）。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理想，再加上美国的政治制度，最多是意味着这个统治者比较明智，它不是一个虐待狂，以肆虐为乐趣；它只有在要达到某种实际目的时才施虐，它甚至会像哈耶克所说的那样，“威权政府依据自由原则行事”（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1960年）。但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明白，这种统治者的明智是没有保障的，它改变不了其制度本身的性质，这就使我们无法“转向另一个人”。自由不能依赖于统治者的明智，而必须依赖于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因此，一个首尾一贯的、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必须考虑如何制约美国的霸权，这同时就意味着他应当支持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美国霸权的抗衡。
自由主义并不仅仅是抽象的原则，如果不能根据具体的情况运用这些抽象的原则，那么，自由主义就毫无价值，“自由主义者”就毫无价值。我不知道那些已经去世的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果活到今天会怎么看这个问题。但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却没有听到有多少“自由主义者”站出来反对美国的霸权。究竟是我对自由主义理解错了、对美国理解错了，还是他们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原则、没有坚持一个自由主义者应有的正派？我认为是后者。当然，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者不站出来（并不是完全没有人站出来，有站出来的）还是有其一定的理由的：他们身属世界统治者的俱乐部，或者体会不到身处俱乐部之外的世界其他人的处境，或者出于自私的动机，因而不站出来。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的态度就有些奇怪了：在美国霸权的阴影笼罩着这个星球的时候，他们所想、所做的不是如何制衡美国的霸权，而是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这实在令我怀疑他们是否懂得自由主义，或者他们是否真诚。如果他们是真诚的自由主义者的话，他们首先应该反对的是美国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他们没有，他们竟然无条件地支持美国的民族主义，无条件地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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