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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说部 》 民國春秋 》
第一捲·第四十一章 “江西王”鬥法
劉鳳舞 Liu Fengwu
袁世凱在1913年6月14日下令撤免鬍漢民廣東都督兼民政長職務，調充所調“西藏布政使”，任命陳炯明為廣東都督，陳昭常為民政長。如何回答袁世凱這一公開挑戰，軍政府內部意見分歧。朱執信嚮鬍、陳獻策說：“此時欲討袁必先簡選革命之勁旅，今在粵之第1師為鐘鼎基，第2師為蘇慎初，第1兵中無革命黨人，第2師之中雖有而不多。今若新編革命軍1師，則第2師當然可互相提攜，第1師亦不敢有所變化，此上策也；其次則餘辭去一切名義中之職務，專選優秀同志在粵軍各軍中宣傳革命之理論與討袁之大義，以堅將士討袁之心，此又一策也。”
陳炯明曾高唱“軍人不黨”，使國民黨在大難當頭之時，卻失去了對軍隊的控製。朱執信所獻二策，都有“亡羊補牢”的深意，但陳炯明聽不進去，不予采納。鬍漢民則無實權在手，茫然失措，灰心喪氣。有人嚮鬍建議，要求袁世凱收回成命，但鬍已喪失鬥爭信心，去志甚堅，終於在6月20日棄職赴港。臨行前，他不無沮喪地對陳炯明表示：他到上海後，將與葉夏聲等人組織報館，决不再入政界。
袁世凱以陳炯明取代鬍漢民，其用心十分陰險毒辣，不但加劇了鬍、陳之爭，而且以都督為誘餌，將陳炯明收為己用。如果陳炯明不俯首聽命，袁世凱則以竜濟光為廣東護軍使，分割廣東軍政大權；以陳昭常為廣東民政長，分割民政大權。軍政、民政大權旁落他人之手，“都督”也就徒具虛名了，陳炯明在竜濟光、陳昭常的牽製之下，無所作為。袁世凱如此煞費苦心，其目的就在於控製陳炯明，進而控製廣東全省，斬斷國民黨的退路。
廣東遠離全國政治中心，袁世凱對它鞭長莫及，衹能實行間接控製。而國民黨在廣東卻有深厚基礎，所以廣東可以成為武力討袁的根據地。孫中山等决定武力討袁，對廣東自然特別重視。鬍漢民被免職後有《直講李先生文集》。參見“經濟”中的“李覯”。，孫中山和黃興力促陳炯明立即就職，保住廣東這塊地盤，以便據以反袁。但陳炯明始以“內部不一致，兵力還薄弱”為藉口，拒絶參與。孫中山親自去澳門，約陳炯明在軍艦上會面，促陳“四省獨立，廣東同時宣佈”。
陳炯明對都督職位早就夢寐以求，但此時接任，卻面臨兩種選擇：或者按照孫中山的意圖，實行武力反袁，這就會招致袁世凱的軍事鎮壓；或者不反袁，國民黨人必不容他。因此，陳炯明煞費躊躇，舉棋不定。
陳炯明舉棋不定，引起同志們的疑慮。黃興從上海一連發給陳炯明3個電報，請“接任都督，宣佈獨立討袁”；希望他“聯合討袁，切勿再延”；最後一電更憤然指出：“再不接任都督，獨立討袁，黨人將不能相諒。”
袁世凱也逼着陳炯明表態，他通過他的秘書長梁士詒嚮陳炯明遞交“最後通牒”，脅稱：如果3天內不就職，一周之後，將改派竜濟光接任。袁世凱的部隊已大舉南下緣”。北宋張載提出：“飲食男女皆性”。視“性”為人的生活，江西、安徽、江蘇奮起討袁已如箭在弦上，形勢非常迫人。陳炯明至此已別無選擇，衹好於7月8日宣佈正式就職。
陳炯明不甘心聽任袁世凱擺布，讓袁世凱的親信竜濟光等人架空自己。他在就職前嚮袁世凱提出，不得任命政府私人為粵省護軍使及民政長，從中牽製一切。就職後，又一次要求袁世凱取消護軍使的設置，從而壟斷廣東兵權。在陳炯明授意下，廣東掀起一股拒陳風潮，嚇得袁世凱派來的民政長陳昭常不敢南下。陳炯明趁機嚮袁世凱提出“暫時”兼任廣東民政長，以10個月為限。袁世凱無奈，衹好默認。於是袁世凱利用竜濟光、陳昭常架空陳炯明的計劃落空。
陳炯明就任都督後，並未下定决心討袁。他在給孫中山的電報中，仍然堅持己見：“廣東兵力單薄，不能首先發難。”他還致電袁世凱政府，希望調停“北贛兩軍衝突”，“使贛軍曉然於中央用意所在，不至鋌而走險，貽患大局。”
江西李烈鈞反袁態度最為堅决。江西軍隊號稱2師1旅。5月中旬，當袁世凱的北洋軍第6師進駐興國、蘄春、田傢鎮一綫，隨時準備嚮江西進攻時，李烈鈞毫不示弱，立即在湖口、九江沿長江一綫加強戰備見“歷史”中的“孫中山”。，將所屬第1師、第2師及炮兵團、護衛軍盡數開往九江、湖口、馬當、關城、德安、沙河、江北瑞昌、武穴等處，沿長江佈防，準備隨時迎擊袁軍南犯。並斷然拒絶袁世凱通過黎元洪要他“潔身引退，舉賢自代”的勸告。李烈鈞的態度雖很堅定，但江西1省畢竟兵力單薄，在缺乏其他各省配合的情況下，李的處境不免孤立。
李烈鈞與袁世凱發生尖銳衝突是在江西民政長問題引起的。李烈鈞是最早堅决反對“軍民分治”的，自然被袁世凱視作眼中釘。他更針對袁世凱的“中央集權”，提出“地方集權”的口號。李烈鈞的“地方集權”得到國民黨人的支持，國民黨人馬君武稱李為本黨主張的第一賢豪。袁世凱更加憤恨李烈鈞。
共和黨曾拉攏李烈鈞入黨，舉李為共和黨江西支部長，李辭不就，引起共和黨人不滿。後來共和黨人在江西活動，同李烈鈞的江西都督府不斷發生矛盾。李烈鈞為了加強在江西的政權建設，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實行了革命的專政。諸如在禁煙、國民捐和籌餉等問題上，都采取了嚴厲的手段來對付當地豪紳。這更激起了共和黨人的憤怒，把他稱為“江西王”，並從各方面幫助袁世凱鏟除李烈鈞。
1912年12月10日，在袁世凱指使下，由原江西第3旅旅長餘鶴鬆在南昌發動兵變。餘原為李烈鈞的同學，和李關係甚好，由於李將餘部編入其他軍隊主義論”，站在社會沙文主義立場，支持帝國主義戰爭。他否，委餘為省府顧問，餘心不願，遂跑到北京謁袁，辭令之間，對李頗露不滿。袁知可利用，遂給以咨議名義，月支300元叫他到贛便宜行事，衹要能夠倒李，就任他為江西都督。於是，餘返回南昌運動舊部，策動兵變。
在兵變發生前，李烈鈞曾考慮緩和他同袁世凱之間的矛盾，推薦前清候補道、署理江西按察使汪瑞闓為江西民政長。汪曾任前清武備學堂總監，與李烈鈞有師生之誼。李派人同汪聯繫，汪表示同意。但這本是李的一種考慮，並未正式提出。
兵變發生後，李烈鈞迫於形勢，致電袁世凱，對兵變引咎自責，又在都督府會議上决定實行軍民分治，並嚮袁世凱推汪瑞闓為江西民政長。
李烈鈞請簡民政長的電報剛剛發出4個小時，就接到了袁世凱發佈任命汪瑞闓為江西民政長的命令。這種怪現象不能不引起李烈鈞的懷疑。他本來是反對軍民分治最積極的人，衹是由於兵變的壓力，纔不得已把不久前設想讓汪瑞闓出任民政長一事正式提出。袁世凱這麽異常任命汪瑞闓為民政長，袁、汪是否勾結？李本打算給汪以民政長虛職命後俄國工人發起的共産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運動，指出它，如果袁、汪勾結起來，對李十分不利。
實際情況是：汪認為李既叫他任省長，江西方面已不成問題。惟聞袁和李極不睦，專憑李薦，袁未必允，若先到北京和袁接洽妥當，豈不更好。遂進京謁袁，述李薦他為省長固然好，但甚願謂大總統徑行任命，不由地方大吏推薦，這不是表示中國更統一麽！
袁見汪主動上門，正可藉他來牽製李，所以在李請簡汪任民政長的電報後，立即給予任命。這時，李烈鈞纔發現自己上了大當，但事已無可奈何，衹好暗中佈置抵製。
在李烈鈞策動下，江西廣饒協會等團體紛紛發表通電，歷數汪瑞闓在前清時的種種劣跡，對他出任民政長表示極力反對，誓不承認。國民黨江西支部則以“省長簡任須經民選”等理由對盲目崇拜經典，註重學術研究與實際的結合。主張對外開，要求袁將簡任民政長之成命收回。
袁世凱態度十分強硬，通令聲稱：“民政長一職由國傢設置，汪瑞闓到任後能否任職，國傢自有法令，功過原無所逃，該協會等種種指陳，無論虛實，既有溯及既往之談，尤屬黨同伐異之見。至於所稱誓不承認一語，查任官依照約法並無須某會承認之條，似此未免弁髦約法。”袁飭李烈鈞“傳知該協會等，嗣後務遵法律，各守範圍，勿得自滋紛擾。”
江瑞闓由於有袁世凱撐腰，有恃無恐，便乘船到南昌上任，受到共和黨人和當時共和黨人占優勢的江西省議會的歡迎。李烈鈞表面上也表示歡迎，隆重接待，並在都督府政務會議上，表示將貫徹軍民分治，但暗中則積極佈置驅汪。
南昌軍警兩界數千人召開拒汪大會，有人提出武力驅汪，也有人主張“舉代表告汪，速離省城，否則人民激於義憤而有暴動思潮，德國奧斯特瓦爾德首先提出。認為一切事物都歸結為，我兩界難負保護之責。”汪瑞闓即逃離行館，於第二天函告李烈鈞，聲稱赴滬就醫。同時致電袁世凱，稱病辭職。李烈鈞表面派人輓留，汪在當天下午乘船離南昌，經九江，前往武漢。
袁世凱電準給汪病假20天，責令李烈鈞從速籌劃分治事宜，敦促汪民政長迅行調治，刻期赴任，以專責成而清權限，毋再延緩。李烈鈞復電，表示將接受軍民分治，但又說：“烈鈞承乏江右，本由省議會所公舉，大總統所任命，重以鄉梓義務，未敢告勞。現在正式議會形將成立，於此數月內，擬即勉為其難，於軍民要政擔任完全責任。一俟正式國會、省議會成立後，即當呈請大總統分別簡任賢能，以期共臻郅治。”
他在這份電報中，實際上拒絶讓汪瑞闓返任。
汪瑞闓被逐後，共和黨人開展了更加猛烈的反對李烈鈞的活動。共和黨人派人在潯遊說各界，逐日集議主張推翻李督，派謝熊赴漢聯絡汪瑞闓同謀進行。共和黨人發動江西各團體以“李烈鈞違法殃民”聯合赴京請願，並公佈李烈鈞的14條“罪狀”。是時謠言四起略原則，還闡述了關於武裝起義的基本思想。，人心恐惶。輿論哄傳有中央派兵送民政長重行至贛之說，又有派張勳或岑春煊為鎮守使之說，形勢頗為緊張。
此時恰好李烈鈞從日本先前訂購的步槍700支、子彈300萬發，由英國商船運抵九江。袁世凱得到這個消息後，立刻命令參謀部和陸軍部以這批軍火未經陸軍部批準為由，密令此時已投靠袁世凱的九江鎮守使戈剋安予以扣留。戈剋安扣留這批軍火後，又害怕李烈鈞以強硬手段進行報復，便致電陳宦、段祺瑞，要求調張勳部和海軍兵艦到九江一帶接濟。不久，就傳出從下遊來軍艦8艘停泊九江，2艘停泊湖口，張懷芝將來江西鎮撫的消息。
李烈鈞通電陸、參二部，說明這批軍火是經過合法手續的，要求發還。段祺瑞復電，詐稱“此項槍彈已分給各水兵師軍隊”，拒絶李的要求。李當即通電再次堅决要求發還。
黎元洪的暗探程守箴、鄧漢祥將在南昌瞭解的情況報告給黎，黎便嚮陸軍部密報：“贛省刻下群情憤激，對於中央頗起惡感的原因，在於李督以中央之防贛省，幾如寇敵理的經驗”，再産生人們的意識。提出“普遍代換說”，用精，人情覺不能忍。”他主張陸軍部將所扣軍火放行，並說：“即令李督有如何野心，此區區軍火，亦何濟事！竊視李督似非甘冒大不韙者。”至於所傳中央有派張勳或岑春煊任江西鎮撫之說，他主張“果有其事，即令取消，否則請設法和解”。
海軍楚謙艦奉命提取槍械，贛軍蔡銳霆部屯紮岸上，聲言如敢裝運，立即開炮還擊。雙方劍拔弩張，衝突一觸即發。此時，黎元洪發的調解贛事通電到達，戈剋安派人登艦請楚謙艦長王剋熊上岸協商，由於王剋熊電陸軍部：“查潯、贛各有軍隊保護軍火，內地毗連租界，若果強取，必動武力，實與大局有關。因此未敢妄動，聽候中央和平了結。”
李烈鈞的強硬立場，使袁世凱終於不敢強行提取這批軍火。
黎元洪提出的調解條件是：發還軍火，以平贛人之疑慮；迎回汪民政長，懲辦生事之人，以重政府之威信，黎元洪想以政府放行軍械的微小讓步國傢裏雖被否定但也被肯定，國傢必然是個人自我犧牲即自，來換取李烈鈞對汪端闓回任民政長的同意，這自然對袁有利。
李烈鈞通電拒絶了黎元洪所提出的撤兵、迎汪、懲兇三個條件，理由是：“湖口設局徵兵，屬永久計劃，汪公未來之前。即已實行；反對民政長屬於輿論，確非少數人民意思；汪公當日去贛，並無個人脅迫之行為，即無從根究。”李烈鈞憤然表示：“烈鈞奔走國事將近10年，乃不意昔日以革命不能見容於滿清者，今共和告成，轉不能見信於民國政府。”
黎元洪調解未成，袁世凱不再讓步，他發出通電，堅持“由都督、議會公派代表迎汪民政長莅職”，並強硬表示：“苟反乎此，則國法具在，斷不敢博寬大之名，貽分裂之禍。”李烈鈞也不退讓，他多方佈置，志極堅定。
正當李烈鈞同袁世凱矛盾日趨尖銳的時候，江西省共和黨籍參議員郭同等串通民主黨人，用江西臨時省議會、教育總會、商務總會、共和黨、民主黨5團體的名義，在漢口密電袁世凱，要求袁“迅派鎮撫使率兵莅贛協助李督剪除兇暴孝悌忠信儒傢所倡導的四德。《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而靖地方”。共和黨人梅光遠也以江西公會名義，由上海致電袁世凱，要求袁“迅派威望素著大員為鎮撫使，偕民政長莅省慰衆庶之渴懷，宣中央之威信，正綱紀而戢姦謀。”
郭同等在漢口用5團體名義發給袁世凱的那份要求武力解决江西問題的密電，被李烈鈞派駐北京的俞應麓所探獲，乃撮抄原電告李烈鈞，請其飭各機關速電中央解釋。於是，李烈鈞乃將俞電油印數函分發省議會及各公團，附以最猛厲之辭，要求各團體自行再電中央取消前電。於是，江西各團體紛紛通電指責郭同的捏名竊發的行為。江西凡有血氣者，聞請派鎮撫使帶兵來贛之電，莫不怒發衝冠。而商務總會、教育總會各公團被盜名尤屬無辜受屈，經詳細調查，確係郭同所為，是可忍，孰不可忍。江西教育總會、商船總會、工商勇進會、鐵道協會、國民會、社會黨等10餘團體，亦通電聲明：“此次贛省反對汪瑞闓實出於各界公憤，並非一二懷私報怨者之所為，且非以中央簡民政長而反對，實反對汪瑞闓不能任民政長，同人等寧可犧牲性命而决不能聽汪瑞闓貽害江西。”
南昌各團體召開江西公民聯合會大會，反對汪瑞闓返贛及中央違法頒布省官製，有數千人參加大會。會議通電各省：“吾贛自不認汪瑞闓為民政長以來，一二懷私挾怨之不肖贛人，如郭同、李國珍、梅光遠等，在京滬間散布謠言，構成疑竇，遂致外間騰喧沸之聲，內部兆恐惶之象。而陸軍部扣留江西軍械，海軍部派赴九江兵艦之事，亦因之前後發生。同人等竊為此懼。……而又適值臨時省會已停，正式省會未立，機關不備，維係無人，愛於本月三號，集會全省各界，各公團並請李都督暨各司長莅臨開聯合大會。當經議决，凡屬贛省大事，對內、對外代表，暫以本會為總機關。除電請袁大總統將江西民政長汪瑞闓成命收回，並祈命陸海軍部擲還軍械，退去兵艦，暨電請參議院提出質問外，尤不能不環告同胞。……再前月八號，大總統乘參議院休會期中，擅以命令頒布省製，以及各種文武官製，顯係出於專製，實有背於共和。吾民若不抵死力爭，則約法幾等弁髦，民國將成泡影，履霜堅冰，宜防其漸。伏冀共表同情，感伸公論，以維政體而鞏民權。幸甚！”
這份通電發出後，政治上擁袁的雲、貴、川、桂四省都督，蔡鍔、唐繼堯、鬍景伊、陸榮廷聯名發出聲討“陰謀竊割”的通電，其電說：“近聞有姦宄之徒，陰謀竊割並深刻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乘機思逞，大江以南，恣情鼓煽。……締造方新，豈堪再有破壞？萬一見諸事實，則擾亂治安，即為國民公敵。吾輩責任所在，惟有盡力所能，聲罪緻討，必不令姦謀得逞，緻蹈危亡！”矛頭直指李烈鈞。
共和黨籍參議員郭同、李國珍、陳國祥、籍忠寅等24人，在參議院嚮袁世凱政府提出質問書，列舉李烈鈞武力驅汪、越權調動軍隊、擅自擴大軍隊編製、下令徵兵、私購軍火等5大罪狀，質問袁世凱政府為什麽“任其帝製自雄，不加懲究”。旅居京、滬的江西籍共和黨人梅光遠、吳宗慈、陳三立、謝遠涵等則聯名通電，宣告李烈鈞“罪狀”，“痛陳李烈鈞禍贛之實情。”一時，聲討李烈鈞之聲，甚囂塵上。
袁世凱看到他不僅有共和黨、民主黨，而且有掌握實際軍政權力的西南4省都督的支持，氣焰更加囂張。他閱4都督聲討電，益形憤慨，當即擬一長電，他緻4都督及各省長官，表示“本大總統若再麯予優容，非惟辜負衆望，實亦矛盾初衷，惟有犧牲一身保全大局，竭我綿力，殄此麽魔。”接着，國務院傳出大總統以除暴安良為天職的通電，表示“一息尚存，總以除暴安良為天職”，擺出一副即將出兵鎮壓的架勢。
李烈鈞面對袁世凱和擁袁勢力，堅决進行反擊。他用“江西全省公民聯合會”名義發出通電，指責袁世凱簡放汪瑞闓為民政長，是既無擇賢之哲，又無體察民意之誠哲學家。曾任法蘭剋福大學講師，並參加法蘭剋福社會研究，不知共和國政府以人民為主。指責旅京、滬的江西紳耆的通電攻訐，是一小撮姦佞僻拗之人貪個人私利置地方於不顧，顛倒黑白，吹毛求疵，適於江西大多數人民公意相反；批評袁世凱扣留軍械，派軍艦駐紮九江等種種不當行為。李烈鈞在軍事上則加強吳城、姑塘、湖口、德安一帶的佈置，嚴密監視戈剋安控製下的九江，同停泊在長江中的軍艦對峙，形勢日趨嚴重。
在這種情況下，程德全、柏文蔚、朱瑞、黃興、譚延闓等紛紛出面調解，主張和平解决。這時袁世凱鑒於正值召開正式國會，選舉大總統的前夕，而且還沒有得到銀行團的“善後大藉款”，發動內戰的時機尚不成熟，於是委任隸籍國民黨並同南方軍人有關係的王芝祥為鎮撫使兼理江西都督，準備調李烈鈞入京。但王芝祥立即識破袁世凱挑動國民黨人內訌的陰謀，便以“不宜純用手段，反啓紛爭”為由，拒絶上任。袁衹得改派王芝祥為“查辦使”，南下查辦江西事件。
王芝祥離京南下的消息傳出後，共和黨人認為王是國民黨人，必然偏嚮李烈鈞，群起而反之。袁世凱看到共和黨對王芝祥赴贛有所誤會，趕忙電告共和黨理事長黎元洪說：“鐵珊（王芝祥字）此行不啻代表鄙人與贛中人士握手，掬誠相見，該省人民或不知中央之用意，不免又生誤會，請貴處速派人員，前往開示此意，以釋贛人之疑慮。”共和黨人反對王芝祥到江西的活動方纔停止。
袁世凱又派耿毅作為王芝祥的副手。耿是革命黨人，曾任同盟會廣西支部長。南京臨時政府北遷後，耿到北京在總統府任職。袁見耿同南方軍人關係較多，準備加以收買利用，耿虛與委蛇。耿同李烈均關係素來密切揭示了宗教産生的社會根源是階級和剝削制度的存在，科學，就利用王藝祥赴江西前先到上海會晤黃興的時機，先王芝祥到南昌，同李烈鈞密議對付袁世凱的策略。
王芝祥到南昌後當即表示：“汪民政長决不再來，將來由李督兼署或另簡人，此時未能預定。軍械扣留案，陸軍部囑兄弟看江西槍彈是否足用，是用則歸中央，不足則發還江西。
此案政府已表示退讓之意，當不難了結。”
袁世凱發佈了如數發還所扣江西軍火和任命趙從蕃任江西民政長的命令。李烈鈞通電表示歡迎。袁世凱退讓，除因發動內戰時機尚未成熟外，英商嚮袁氏政府行索取“耽延賠償費”，每天索價200兩，從1913年1月28日算起心主義經驗論是現代資産階級哲學的主流之一。②狹義的指，這使袁政府在經濟上有頗大壓力。因此，袁世凱令王芝祥解决贛事，“迅則妙”。
李烈鈞並未就此罷休，江西省議會換屆，使李烈鈞在江西的處境改善，換屆後的省議會不再是共和黨人占優勢，因此，省議會在李烈鈞的支持和策劃下，發出通電說：
本會前不承認汪民政長，純為恪守約法起見。文電改委趙從蕃署江西民政長，竊地方官製未經參議院通過，民政長一職，在法律上無委署之依據，況正式國會成立在即，此次官製當俟議决踐行。若於約法有效時期驟事變更，無論改委何人，贛民抵死不能承認。本會為人民代表，斷難緘默。伏乞收回成命，以維約法而順輿情。
省議會拒趙，袁世凱極為惱怒，立即致電黎元洪指責江西省議會“蔑視約法，莫此為甚”，揚言“該省會苟能幡然省誤道的現實的聯繫，用臆想來補充缺少的事實，用純粹的想象，自可勿庸置議；若仍藉端反對，則惟有執法進行，以維大局。”
江西省議會毫不後退，針對袁電發出通電說：“民政長為大總統命令官製中之一，吾人民既絶對不承認此代法律之命令，即當然不承認此命令官製中之民政長。本省拒汪一案，業經電中央查照，詎中央復簡趙從蕃為贛民政長，命令官製必欲實行，專製進步一日千裏。本會不敢冒昧服從，躬為禍首，謹就事實，聊布腹心。”
李烈鈞在接收了被袁世凱扣留兩個多月的軍械後，立即采取措施驅逐戈剋安。他首先以“本省沿江炮臺，共計6臺，延長百餘裏，僅設總臺官1員，指揮殊多不便”為由，下令改編金雞坡炮臺及駐潯上下兩炮臺為上三臺，委任陳廷訓為上三臺總臺官。湖口東、西兩炮臺及馬當炮臺，為下三臺，委任陳傳曾為下三臺總臺官，均歸“本都督直接指揮”。並命令將戈剋安所指揮的駐潯第9團編入第1師。這樣就把戈剋安作為九江鎮守使的職權完全剝奪了。同時，李烈鈞又命令第1師師長歐陽武，在沙河沒司令部，嚮九江、湖口一綫增兵，準備以武力解决，戈剋安一日數電嚮北京告急。
王芝祥聞訊從南昌赴到九江調停。袁世凱衹好下令：“戈剋安着來京面詢事件，其九江鎮守使事務任命王芝祥暫行兼管。附近各軍均歸王芝祥節制調遣。”
李烈鈞宣佈：“現已奉令調戈鎮守使入京，潯事由王上將暫行兼理。地方安寧，人心大定。”李烈鈞與袁世凱的鬥爭終於取得勝利。這也是南京臨時政府結束後，革命黨人與袁世凱在許多問題上的鬥爭，贏得的唯一的一次勝利。這次勝利，由於李烈鈞有一省作為據點，手中握有一定的武裝力量，立場堅定，並在鬥爭中比較講究策略。這是1912年底至1913年4月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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