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史 》 盛世之毁——甲午战争110年祭   》 外强中干——清朝国防的另一面(3)      许华 Xu Hua

　　当月，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之子、兵部右侍郎曾纪泽，被安排接任了黄体芳的职位。李鸿章写信要他春季返回。曾纪泽以患病为由，不愿就职。李鸿章又以忠君大义相激励，并嘱咐他沿途考察各国海军设施。【曾纪泽不履任之说，疑点较大，为一史谜。若真有此事，多半是对黄体芳事件的处理结果不满。】
　　当年12月中旬，曾纪泽结束了长达8年的公使生涯，履任海军衙门帮办，主持衙门内的日
　　常事务。虽然曾纪泽将衙门事务办理得有条不紊，为人称道，但由于海军实权在李鸿章淮系手中，曾纪泽实际上只是做一些衙门琐事。传言他因不愿按李鸿章的意思离开海军事业，到陕甘锻炼，并提出任两江总督的非分之想，而遭受冷落。曾纪泽于1890年郁郁而终，时年41岁。【1.以曾纪泽的出身背景、才干、政绩，在他父亲的门生李鸿章主导外交的情况下，竟然在洋务运动的关键时期“流放”到国外做了8年的公使而不被提拔重用，这是一个政治奇迹。2.余：曾纪泽英年早逝。在晚清中兴时节，从左宗棠到沈葆桢、丁日昌、袁保龄、严复、张佩纶、马建忠、薛福成等诸多海防英才，多郁郁而亡。】
　　除管部大臣之外，海军衙门还设有总帮办文案翼长、帮总办文案、管股章京、主稿章京等近30人。这些职位，全由基本不懂海军甚至没有一般军事知识的满人兼任。1886年，御史朱一新建议增设汉人章京，没被采纳。1892年，经李鸿章推荐，朝廷委任了一位汉人傅云龙为帮办总文案。
　　【1.军政体制对海军的建设发展，以及甲午战争时的战略决策、战役部署甚至战斗指挥都至关重要。清朝在相关体制上存在重大问题。《龙旗飘扬的舰队》作者姜鸣一针见血地指出：“从理论上讲，海军衙门有负责海军建设和海军调度的军政军令大权，但在实际上，它的权限仍然限制在军政方面。这样就使得海军的领导体系出现了日常军政权掌管在不谙海军事务的满族部员手里，军令权掌管在不谙军事的皇帝和文官（军机大臣）手里，舰队指挥权掌管在不谙近代海战的前陆军将领手里的混乱局面。在负责军政、军令的最高当局和舰队之间，还夹杂有一层带有利益集团倾向的封疆大吏。这种状态，对于海军事业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2.实际上，以上问题恰恰是黄体芳所强调的问题。黄体芳的奏章直陈问题的关键和要害，而姜鸣是从军政、军令和前线指挥的体制角度进行解析的。】
　　这种体制的问题随即显露。
　　户部奏定，从1886年起，原定解给南北洋开支的每年400万两海防经费，拨归海军衙门统收统支。李鸿章随即上奏要求确保当年一百二三十万两的基本经费。
　　1886年醇亲王巡阅北洋海军之后，对北洋水师的相对强大高度称赞，并以北洋“数船，合尚嫌单，分则更少”，奏准将一年前决定的为“供台澎用”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归并北洋，先建成一支舰队。其他水师的发展，则“仍俟筹款有着，再行续商订购”。1887至1894年，北洋海军得到1000万两的海防协款，年均130万两。在1886至1894年，北洋另获海军衙门直接拨款400万两。
　　相比之下，南洋水师在1886年获得100万辆海防协款之后，以后每年只得到50万两协款，且无海军衙门的直接拨款。
　　各省海防协款中，包括了在1886年开征的海防捐。由于政策特别优惠，海防捐的生意在初期特别红火。1889年为开黄河郑工捐而暂停之后，海防捐重开后虽然新增优惠政策，捐官收入仍逐年减少，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已无济于事。与此同时,由于大兴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致使财政困窘。奕寰和奕 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开始与李鸿章密谋挪用海军经费，并筹集了260万两的海军巨款存放在天津生息，供颐和园工程使用。
　　实际上，即使海军经费被挪用于园林建设的确切数字是一个史学之谜，但大量被挪用的基本事实本身，已足以说明性质的恶劣。尤其是随着慈禧太后万寿临近，颐和园和庆典工程最后冲刺，清廷对年均仅占财政开支2％——远远低于日本——的海军经费越来越不堪重负。%%%中法战争重创后的福州船政局
　　在这样一种海军建设总体框架下，早期洋务运动时期发展得最好的、在中法战争中遭到重创的福州船政局和南洋水师、广东水师的情形如何呢？
　　中法马江战役后，清廷委派福建按察使裴荫森代替张佩纶署理福州船政局，船厂很快复工。1884年12月，在战前开始建造、在战争中受伤的第五号铁肋船“横海”号赶工完成。与此同时，左宗棠向船厂订购2艘2200吨级的巡洋舰。遭到战争中创的马尾船厂，一度出现了同时建造三艘战舰的鼎盛局面。
　　1885年7月，裴荫森与左宗棠等联名提交“试造新式兵船疏”。奏折指出，马江战役中，与中国自造的战舰相比，法军的上等炮舰，只不过是与“福胜”、“建胜”争猛；上等兵船，只不过是与“南瑞”、“南璞争快。法国海军的主要优势，是在于二三艘铁甲舰。这场战役证明了沈葆桢先前所强调的“无铁甲而兵船恐致失所恃”是正确的。这个以五百里急报上递的奏折，请朝廷支持福州船政局试造三艘钢甲舰。
　　李鸿章对这个造船计划全盘否定：“所称船式轻重尺寸均不合海面交锋之用。马力速率亦小，钢甲既薄，尤不若钢面铁甲之坚。估价虽略少于‘济远’，然欲以此敌西国之铁甲舰，恐万不能。裴皋司于此道素未考究，误信闽厂学生鼓惑……尚祈朝廷审慎图维，勿任虚掷孥金，是为至幸。”
　　慈禧太后在奏折上亲笔批示：“筹办海防二十余年迄无成效，即福建所造各船亦不合用，所谓自强者安在？此次请造钢甲兵船三号，着其拨款兴办。惟工繁费巨，该大臣等务当实力督促，勿得草率偷减，乃至有名无实。”【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慈禧太后面前，李鸿章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所向无敌，惟独争不过左宗棠（签订胜仗败约除外）。这是一个奇迹。慈禧与李鸿章的关系，则更多的是互相理解、相互同情、互相算计、相互利用，对左宗棠则更多的是敬重甚至倚重。】
　　1888年1月，中国自造的第一艘钢甲巡洋舰“龙威”号下水。国外专家前往参观、观察，对中国舰船制造技术的进步之快大为称赞。当年12月，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南下，勘验该舰后称：“舱位工程布置妥帖，大机器两腹亦复坚固灵通。闽厂首次试制之船，能是亦足”，并将其调往北洋。
　　第二年，该舰奉李鸿章之命更名为“平远”。李鸿章亲自登舰复验，称：“钢甲、锅炉……精坚合用。惟嫌吃水过深，行驶稍缓……而制价实较节剩以之归队操练，聊助声威，尚未可转任海战。”【姜鸣评论道：“任何落后国家在发展近代造船工业乃至整个近代工业的过程中，都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平远’代表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造船工业的最高水平。虽然尚未脱离仿制阶段，但在制造中，不用洋员，完全由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独立精思，汇集新法，会算图式，脱手自造，这是很了不起的……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家，应当利用国际市场的最新水平，促进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不应以此来苛求和打击民族工业，更不能仅以进口为满足。李鸿章认为造船不如买船，由此停止了江南制造局的造船业务，对于船政局继续造船也不以为然。他以洋务宗师、新式海军鼻祖自居，傲视天下，咄咄逼人，挂公正评价之名，行门户派系之实……‘平远’建造过程中的争议，是洋务集团内部湘淮系争斗攻奸的一个缩影。这种争斗，贯穿于海军建设的各个方面，作为内耗，不断消蚀着洋务运动本身向前突进时的锐气。” 】
　　该舰日后参加了甲午海战的全部过程，并有幸最终未被击沉。
　　福州船政局的复兴发展势头，随着1890年4月裴荫森被调离而夭折。从此以后，船政大臣均由闽浙总督或福建将军兼任。新任官僚对船政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和能力筹款造舰。到甲午战争爆发的4年间，除续建完工一艘张之洞先前订购的铁甲快船“广侗号之外，仅仅建成一艘练习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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