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类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 (二)志與學      錢穆 Qian Mu

  濂溪《通書》有《志學》一章,提出志與學兩字,實為中西文化基本相異點所在。茲試先言志。西方古希臘,乃一商業社會,貨品銷售固須投人喜愛,然營商謀利,志為己不為人。即如文學,沿途講述,兼以歌唱。或舞臺演劇,皆求廣集群衆,多獲歡迎。其意圖亦多為己,不為人。縱說其不為名不為利,但亦是表現在己之才華智慧,獲得一種自我滿足,而感愉快。故惟求打動人心,對我有贊嘆崇敬之意。最多亦以供人娛樂為手段。其潛在目標,仍為己不為人。
  又如哲學,或出在街上,或居傢,聚徒講論,雖說是為探討一種真理,但務玄遠,少涉真實日常人生,似乎亦仍以表達其一己之才華與智慧為主。
  故古希臘之文學哲學,實亦如一種商品,求新奇,求銷售,求我之所銷售能勝過他人。求人喜愛,卻不求人真實享用。故其為一文學家或哲學家,乃亦等於一種職業,縱不說其如經商牟利般的僅在物質人生上一職業,但亦可說是一種精神職業,表現了一己之才華智慧,而物質人生亦同告解决,如此則已。要之,其不為大群人生作懇切之打算,則並不與其群所經營之商業有實質之相異。
  如論科學,則與工商業更有緊密相關。否則在外面物質上求真理,終與從實際人生上求真理,隔了一層。自另一端言之,同樣是為一己才華智慧之表現,與哲學家無異。西方人此一種一己之表現感,直到現代有增無減,為其文化傳統一特色。
  中國自古為一農業社會,專賴自己勤勞耕耘,即可解决自己的生活。不如商人,出售商品僅乃謀生一手段,因此中國古代人之心理習慣,必看重己力,不看重外力。己力有餘,轉為他人打算。這就自有一套。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本是一農民,但自己生事解决了,卻來打算到別人。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之於市。故孟子稱伊尹為聖之任者,實負有一番責任感。政治本與他無幹,他卻五就桀五就湯,要使他同時的政治領袖亦能為堯舜,使同時人亦受堯舜之澤,此即伊尹之所志。
  責任與職業不同,與自我表現亦相異。乃是為人謀,卻非為己謀。此種心理,求一解說,卻說是天要我如此,此即所謂天命。人的責任乃是由天所命,衹是別人不知,我心自知。別人不覺,我心自覺。故我將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此是中國人一種人生責任感,在西方商業社會中卻不易找。
  於是中國人遂有齊傢治國平天下一套觀念,皆屬其一己之責任。責任所在,理當如此,道當如此。做一孝子,非為求一孝子之名。做一忠臣,非為求一忠臣之名。我之一切,為父為君,此乃我之責任。而此一責任,則由天派定。惟我心先知之,先覺之而已。又哪裏是一種功利觀,名譽觀,或是職業觀,要我如此做的呢。
  中國社會亦有工商各職業,又有士,則非職業。孔子曰:“士志於道。”孟子曰:“士尚志。”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以天下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其實是此人內心自覺有此大任,而能自立志,來求盡此大任。伊尹在孔子前一千年,可說當時中國已有士。伊尹以前,傳說在夏代,興於版築之間,亦一士。孔子前百年有管仲,亦一士。孔子即承此文化大傳統而來。孔子以下,中國社會始正式有士。孔子曰:“士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既為士,自任以天下之大任,則不能再顧一己之衣食職業,故士必待人養。不出身而仕,則在野為人師。中國古人言:“作之君,作之師。”人群中必當有君與師,此亦天所命。而士則不僅在野為師,又在朝為天子師,為國君師。孔子在後世尊為至聖先師。濂溪曰:“天下善曰師”,蓋教人善,又善盡一己之任者,皆為師之責,此師之所以為天下善也。此即謂以斯道覺斯民也。
  或謂中國有孔子,有士,有儒傢之教,豈不亦如西方之宗教。是又不同。耶穌言,上帝事他管,愷撒事愷撤管。他明把世間事分出不管。而中國儒傢,則把齊傢治國平天下,一切世間事,一切責任,立志負起,此已大不同。抑且死後靈魂上天堂,不啻為生前信仰上帝一大報酬。而中國之士,志於道,則絶不計較私人報酬。佛教來中國,雖曰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而一為僧侶,死後成佛,終亦是一種私人計較。故終為中國士人所看不起。則儒傢教義雖亦崇天命,亦究與宗教有別。
  既有此一番志,則自需有一番學,以自赴其志。自漢代起,儒學定於一尊,其時則稱通經致用。此用主要在人世上,尤要在政治上。宋代鬍瑗創立書院教人,分經義治事兩齋,亦即通經致用也。同時如范仲淹,稍後如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諸儒繼起,皆在政治上有志大用,而王安石司馬光志有不同,遂成新舊黨爭。司馬光舊黨得勢,又分洛蜀朔三派。洛派二程與王安石同當屬經學派,故先亦隨新黨出仕,繼而退出。司馬光屬史學派。蘇軾可謂雜學派。同時有周濂溪,認為出仕之前應先有一套修身做人之學,乃可無弊。二程亦受其影響,於是乃於兩漢儒林之外,別起宋代之道學。而濂溪則特稱學顔淵之所學。
  顔淵所學,即學孔子。濂溪《志學》章又曰:“顔淵不遷怒,不貳過,其心三月不違仁。”則濂溪所舉顔子之學,統言之,乃心學也。學者當先治其心,使其心一於仁。仁即人道之大綱。能此,始能任伊尹之所任矣。而顔子又以恬退不仕名。故濂溪先之以志伊尹之所志,即繼之以學顔子之所學,其中實涵甚深妙義耐人細闡。
  漢儒以周公孔子並稱,而濂溪以下之宋代理學家,乃以孔子孟子兼舉。孟子實亦一種心學也。西方人好言權利,不言責任。既無中國人此等志,自無中國人此等學。故西方人不言修心養性。西方之學,皆為嚮外求知識,又曰:“知識即權力。”不論哲學宗教,亦莫不以權力為重。哲學先講邏輯,以免我之立說被人反駁。宗教必組織教會,以便擴大其權勢。每一學說,盡如商品,貴能推銷。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自盡己責,何待誇耀,亦何待人知。為子惟求孝,為臣惟求忠,惟不以忠孝自誇耀。即文學亦然。詩言志,言之不盡,則歌嘆之。孔子曰:“予欲無言。”凡所志,則盡在不言中。故中國人言學必繼言習。孔子曰:“學而時習之。”曾子曰:“傳不習乎。”習則主於踐履,乃一種行為,而行為則一本於心,與專尚知識又不同。
  濂溪《志學》章首言:“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即濂溪所言聖希天也。中國又稱為四民社會,除士外尚有農工商各業,濂溪皆不言。西方社會無中國之所謂士,亦無士與賢與聖之一種人品觀。濂溪此章涵義宏深,而濂溪不詳言之。此亦中國傳統忠恕之道,為子者决不謂為吾父者之不當孝,為臣者决不謂為吾君者之不當忠,為師者决不謂為吾門人弟子者之不能為後知而後覺。後生可畏,有為者亦若是,則何待於言之盡。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學不同,教亦不同。舉一隅,可以三隅反。比較中西文化,濂溪此一章已夠啓發。而濂溪乃為有宋理學開山,亦即此一章而有餘矣。是則在學者之善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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