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些地区的农民，不少人专门从事农业经济作物的生产,以供应丝织手工业的需要。如湖州（今属浙江）的农民专植桑养蚕,以至桑麻万顷。湖丝成为苏、杭、福州、成都以及其他新兴丝织业各城镇的主要原料。仅次于湖丝的还有四川保宁（今阆中）的阆茧。阆茧不仅为本地所需，而且销售到吴越和以织潞■著名的山西潞安。
棉纺织业亦然。在松江城郊，有些农民以织布为专业，在这里有专以织布为生的机户，有从事棉花加工的弹花和轧花作坊，有从事棉布加工的踹坊（踏布、压布的作坊）,还有新兴的棉布再制品的行业如制袜业等。有的商人把松江的棉布运往芜湖浆染，当时“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芜湖已成为浆染棉布的中心。为了供应松江等地棉纺织业的需要，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一部分农田，也大量种植棉花。
明太祖朱元璋的时期，也是非常重视棉桑种植发展的时期。
明朝政府也很注意棉花和桑、麻等的种植。建国前已有这方面的命令，洪武初年又颁布法令，规定凡农民有地五亩至十亩者，要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否则要向政府缴纳绢、麻布或棉布各一匹，有地十亩以上的加倍。这一措施，使缴纳丝、麻、棉布的征调成为田赋中仅次于米粮的次目,为纺织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有利于丝织业和棉织业的发展。
朱元璋曾颁布法令，规定：如今天下太平，老百姓除了按照自己的本分交公粮和当差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麻烦。因此，你们务必要用心打理自己的事情，以做到丰衣足食。每户务必要按照国家法令，依法栽种桑树、枣树、柿子树和棉花。这样，每年养蚕生产的丝绵，可以丰衣；枣、柿子可以卖钱。遇到歉收年景可以当粮食。此事对你们老百姓有好处，乡村里甲老人务必要经常监督检查。若胆敢违背，家迁化外——流放到边疆去。（正德《大明会典》·州县二）
明朝政府高度重视棉织业的发展态度，决定了棉织业有一个好的发展空间。它不仅成为中国小农家庭不可或缺、仅次于农业的副业生产，而且是产量最多、销路最广的手工业。
松江的棉织业，苏杭二州的丝织业与石塘镇的造纸业，芜湖的浆染业，景德镇的制瓷业齐名。明朝时太湖地区出现大量“以机为田，以梭为耒”的家庭，苏州震泽镇及近镇各村居民“尽逐丝绸之利”，松江地区男女几乎均以棉织业为业。
政府大力提倡，农民积极响应，因此，棉织业的生产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比如，轧棉，明初尚需要“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花”，等到万历以后，已经改为四足脚踏缆车，一个人的工作量可以抵原来三个人的工作量；纺线也由原来的手摇纺车，纺工大多是一手摇车，一手纺一根线，万历以后，改为足踏纺车，“一手握三管”，生产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三倍。当时的丝、棉织业虽说是一家一户的小门小户的经营方式，但是，它已经作为一个农业副业深入到家庭生产过程中。仅松江一个地方的产量就能够“日出万匹”，当时有个歌谣说的就是明朝棉织业与丝织业的盛况：“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
棉织业发展的同时，丝织业也在蓬勃发展。加工生产丝织成品的机器也有改进，“机行之巧殆天工”。织丝绸的花机，中间“花楼”高丈余，两人操作，一人在楼门下，专职织纬，叫织匠；一人在花楼上，专职提经，叫挽花工。二者相互配合，生产出来的成品，经纬结合，工艺精美。
明代中后期，制瓷业规模很大,其中心是景德镇。此镇的制瓷业在宋元基础上继续发展，产品丰富多彩，如成化、嘉靖、万历时期所产的各种青花和彩釉瓷器，以及薄胎纯白瓷器都十分精美，闻名中外。明后期景德镇的官窑约五十八座，民窑达九百座，民窑产品有的甚至超过官窑。此外，浙江处州、福建德化、河南禹州、北直隶曲阳、南直隶宜兴等地，制瓷业也有相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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