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评传 》 故国行吟   》 第41节：故国行吟(40)      宋浩浩 Song Haohao

　　高攀龙也遇到了同样的事，当时在无锡和苏州之间有一个水陆要道叫浒墅关，是江南地区的一处重要的税卡，浒墅关的主政官员施重光在督理税务期间横行霸道欺诈勒索，曾经有这么件事让高攀龙气愤不已，一个乡间的船民，船上全载了灯草，满船的灯草也仅值二两银子，这些税官却要收二两的税，不交不让船过，这位乡民气得无可奈何，只能当着这些税官的面把船上的灯草给烧了。因为他知道，就是船过去了把灯草全买了也抵不过税银。在重税之下民不聊生，高攀龙首先就将这事写信告诉了上级，并要求严加惩办这些不法的税官，当然官府对这些人的处置也是表面文章，朝廷对于这些税官更是姑息养奸，或者说明神宗就靠着这些税官活着，但高攀龙和顾宪成的这种行为赢来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顾宪成和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名士，作为书院讲学的先生来说，最关心的还是国家的科举，因为那时科举是士人参政的唯一途径。既然这是唯一的途径，再加上当时朝政如此腐败，那这种风气必然也会在考场上蔓延，科举舞弊屡见不鲜，当然影响最大的一次可能就是万历三十八年的韩敬科场案。这韩敬是浙江归安人，也就是现在的吴兴人，他参加当年的会试时试卷本来已经被点落了，可是中间他给考官汤宾尹行贿后，居然将被录取为第一名。其它考生也纷纷行动起来，找门路想办法，最后朝廷查出越房录取的考生就有十八人之多。作为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钱一本把这事告诉了顾宪成和高攀龙，他们就纷纷上书朝廷说内阁隐瞒了这场科场舞弊，要求革除那些舞弊而中进士的宦官商贾子弟，并对改革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他们认为象这些会试舞弊案可以看出官员的腐败已很深，治病要治根，首先必须整肃吏治。他们认为天下之害就是因为朝廷各个机关受贿之后乱用无才无德之人，提出取士的标准首先是"正"和"大节"，这又不得不让人想起他们举荐李三才入朝的事。
　　也是万历三十八年，因为内阁缺人，大学士叶向高提议要推补阁臣。有人建议阁臣不应该专用翰林院的那帮官员，可以从外官中选拔人才，经群臣品议后推荐充任。当时大家想到的就是李三才，这个李三才刚正敢言，确实给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所以在官场和民间都极有口碑。比如神宗派到凤阳府的几个矿盐监税中有一个最蛮横凶恶的人叫陈增，尤其是陈增的一些爪牙，成天压榨欺负百姓，由于他们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税官，地方官员无人敢管，李三才严惩了陈增的一些手下，一些罪名比较大的甚至将之捉拿捕杀，老百姓纷纷拍手称快。陈增还有一个帮凶叫程守训贪污赃款数十万两之多，没人敢管，又是李三才站了出来，向朝廷参劾他们，终于这个程姓的贪官只能伏法，再一次大快人心。两淮地区地区发生水灾，李三才也积极请命，对灾民增加赈济，连连上书直至免除数十州的税收，这样的官员怎能不得民心。这回江南水灾，民不堪命，顾宪成也给时任漕抚的李三才写了信，希望他能向朝廷通报，而对百姓有所接济。李三才本就非常了解这位正直的顾宪成，他写来的信自然很重视，江南的灾情时时浮现在他心头，几次三番地上书，朝廷终于也发放了救济，及时地为江南百姓解决了许多困难。就因为这一系列的事，朝廷的百官都看在眼里，对李三才的人品有了很深的了解，正当选拔官员之时，李三才自然被很多人推荐。知李三才最深的，举荐最出力的当然是东林领袖顾宪成了，可是朝廷内许多齐、楚、宣、浙等派系的宦官都怕李三才入内阁而影响他们的利益，纷纷上疏攻击李三才，说他如何贪赃枉法，说他如何玩忽职守如何蛮横奸诈，所有污蔑的词都用上了，唯一的目的是搞臭他。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名士都看在眼里，也纷纷上书与那些居心叵测的宦官展开辩驳，此外，顾宪成还写信给当时的辅臣叶向高以及吏部尚书孙丕阳，力证李三才是清廉正直之官，而且勤学力行，不入内阁是朝廷的损失。人家开始怀疑你顾宪成，这么举荐李三才是不是也是结党，顾宪成说，哪只是结党，君子之间的党光明正大以天下为公，有何不可，只怕是祸国殃民的小人营私结党。针对宦官无谓无理的攻击，他这样说明他的用人原则：
　　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又闻为国家者，莫要于扶阳抑阴。君子即不幸有诖误，当保护爱惜成就之；小人即小过，当早排绝，无令为后患。
　　这样的观点其实是很科学的用人观，可是朝廷未必听你顾宪成的一家之言，李三才入阁与否的分歧和争论，其实是真正的爱国士大夫阶层和腐朽的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在那样的时代，又总是恶势力得势，比如这些掌握话语权的小人，在朝廷中都如日中天。那李三才怎么办，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和避开这些纷争，连续十五次上疏辞职，这让他的反对者们高兴了一阵，而难过的是顾宪成等人，他们觉得失去这些人才是朝廷的损失，万历皇帝才顾不得这些损失，他依旧悠闲地在后宫修养着，少几个李三才算什么。
　　四
　　东林书院最初创办的初衷就是读书讲学和救国，顾宪成和高攀龙为此也为书院制定了一系列的宗旨和院规以及具体的会约仪式，与白鹿洞书院相比，东林书院的规范就显得更加细致。东林书院的建立实际上也适应了吴中地区学人商榷新知的需要，会约规定，每年开一次大会，每月一次小会。除了酷暑严寒，书院会定期会讲，会讲的期限是三天。顾宪成和高攀龙在本地的声望很高影响极大，远近的学子纷至沓来，每次三天会讲的期限，张泾镇上除客栈外连祠堂庙宇，甚至周围的农户人家都被人租满了，为的就是听到顾宪成他们讲授的课。顾宪成高攀龙与东林诸名士集资在附近靠河的地方造了数十间公舍，让来自江南各地的学子们住宿，后来东林书院名气渐大，各地的学者也多有耳闻，有的从京城、湖广、闽浙甚至云贵赶到无锡参加会讲，也有的学者不远千里泛舟问学。在这种自由的学术风气中，由于东林名士都有着几乎统一的学术主张，自然也就形成了一个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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