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黃霖說金瓶梅   》 明神宗與《金瓶梅》(3)      黃霖 Huang Lin

  事實上,當時轟動天下的“册立東宮”事件,在《金瓶梅》中是有所反映的。第八十七回寫武鬆到安平寨去時,“不想路上聽見太子立東宮,郊天大赦”。第八十八回陳經濟的母親張氏也說:“喜者,如今且喜朝遷册立東宮,郊天大赦。”顯然,這是小說作者在萬歷二十、二十一年左右創作時,受到當時盛傳皇帝要册立太子的時代浪潮衝擊後,不自覺地表現於筆下的。此外,在第六十五回山東兩司八府中出現了一個值得註意的人名:陳四箴。在他前面還有一個“何其高”。這兩個寓意性的名字聯繫在一起,不能不使人覺得作者是把雒於仁陳四箴以及其他人為册立太子之事幾次三番地諫諍於廷的事放在心上的。因此,我們可以說,《金瓶梅》與當時的歷史並非無關,作者對當時時政也沒有無動於衷。假如再進一步聯繫小說捲首特意附上一組批判酒色財氣的《四貪詞》,編進項羽“衹因寵着一個婦人”而毀了霸業和劉邦“衹因也寵着個婦人”而想廢嫡立庶的故事,就更使人強烈地感到整部作品對“四貪”的批判,特別是對貪戀情色的鞭撻,是有的放矢,寓意深長的。正如欣欣子序言所說:“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
  當然,《金瓶梅》懲淫色、戒四貪的客觀意義和主觀創作意圖,都不一定僅僅是針對神宗之荒怠,西門慶式死去的武宗、穆宗一類或許也是作者心目中鞭撻的對象。但是,我們無法否認這部小說包含着“指斥時事”、譏刺君王的重要因素。這部有名的“淫書”,也正是一部具有相當現實政治意義的“有為之作”。寫淫與諷政的統一,也遂使這部小說成了名副其實的“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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