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学校决定派遣包括钱伟长先生在内的一二十位学生出国深造，带队的是一位英国人。同学们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上海黄浦江边集合。带队者给每位同学发了护照，并且告诉大家，轮船的第一站是日本的横滨，要停留三天，大家可以在横滨玩玩，横滨的签证已经办好。可是，同学们一听都很愤怒：“中日正在交战，我们怎么可以到敌国的领土上去玩！”于是，大家把护照撕得粉碎，扔进了黄浦江。那位带队的英国人被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深深地震撼了！
几年之后，钱先生再次被派遣出国。去办签证的时候，美国大使馆负责签证的官员，依照惯例向他问了许多问题，要求他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中美交战，你能否站在美国一边？钱先生明白，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让签证官满意，那么出国肯定没有希望，但是，他还是坚决地回答说：“No!”说完站起来，头也不回地出去了。钱先生的这种高尚的气节，我们今天听来，依然觉得回肠荡气、激动不已，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所在。
有一次，我遇到我们清华中文系的老系主任徐葆耕教授，我向他谈起钱伟长先生的那些往事。徐教授说，这些事迹他也听说过的。他觉得老清华的学生与今天的年轻学生相比，最大的差别是老清华的学生有“血气”。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们不太在意个人的得失，而能毅然决然地把国家的命运摆在第一位。我觉得，徐教授用“血气”二字来概括老清华的精神风貌，实在是非常的传神。
经过几代有血气的中国人的艰辛奋斗，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国际影响日益扩大，正在逐渐成为世界大国。在当今的世界上，不管是谁，都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中国人任人宰割、忍穷挨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尊严和文化自尊的意识日益苏醒。
这些年，大陆民众的生活有了非常快的提高。这里我用大学教师的住房来做比较。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正教授的月薪是一百八十元人民币，只相当于几十美元。而今天大学教授的月薪不知提高了多少倍，北京的一些重点大学的教授，月薪有一千美元左右。生活水准提高的另一个指标是住房。过去，大学教授的住房相当之差，青年教师只能住“筒子楼”。这种楼原本是集体宿舍，中间是一条走廊，两边是十几平方米一间的房间，每家一间。没有单独的厨房，炉子只能放在自己的房间门口。厕所和盥洗室，是一层楼的人公用的那种。教授的房子，一般也只有七十多平方米。但是最近几年，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我现在的住房面积有一百二十八平方米，有一位经常出国的朋友到我家里来叙谈，看了我的房子后，非常感慨地说：“外国教授的房子也不过如此！”而且，现在住房的设计越来越人性化，适合于人居。比如，我现在住的小区，绿地的面积超过45％。如果说，我们过去的住房是“生存”，一个起码的生存条件的话，那么现在就是“生活”，是享受生活了。生活一旦安定了，不会再为基本生活问题操心了，就有可能去思考一些更深的问题了。我这些年，每年都到台湾去参加学术活动。有台湾学者说：“这些年大陆经济增长以后，大陆学者给人的印象也不同了，他们开始有自信了。”
另外，“文革”结束以后，中央已经正式宣布不再发动政治运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政治环境越来越宽松，学术禁区越来越少，学者不再惧怕被扣上政治帽子。以前许多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都可以研究。孔子的名誉也得到了恢复。1989年秋，中国孔子基金会举办了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各国代表有三百多人。从此以后，每隔五年举办一次同等规模和级别的纪念孔子诞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且，每次会议期间，都有国家领导人到会讲话，或者接见与会代表。最近，国家又决定在世界各地建一百所孔子学院。2004年秋，由政府部门出面，在山东曲阜举行了祭孔大典。这一切，表明政府正在以实际行动消除“批孔”运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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