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文公，“升彼虚矣，以望楚矣”，亲自登高望远，勘察地形，考察蚕桑。一系列的身体力行果然不负所望。在接下来的占卜中，连神都给予了首肯，先人事，后天命。天命也给予了这位尽人事的明君以丰衣足食的预兆。
接下来，诗的第二章便着重写卫文公的躬劝农桑。夜里春雨绵绵，黎明时分天刚转晴，文公便侵晨起身，披星戴月，赶往桑田，观察蚕桑的长势……这样一幅具体的历史细节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德配天地，恩及国人，不辞劳苦，用心周全，力图复兴的明主风范。由小见大，文公平时夙兴夜寐劳瘁国事的情景，都可想而知。
苍天不负有心人。卫国的崛起有史可鉴。《左传·闵公三年》载：“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卫国转眼间从一个灭亡之国成为中兴之国。又说：“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才几年时间，卫国在文公的管理下，仅军事实力就增强了十倍，有兵车三百乘了。那个时候，一个国家的实力是以兵车的多少来衡量的。大国才千乘，而一个小小的卫国，转眼间就有了三百乘，可以想见文公的中兴之效。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也这样高度评价了文公治卫，他说，“不数年而戎马寖强，蚕桑尤盛，为河北巨邦。其后孔子适卫犹有庶哉之叹，则再造之功不可泯也”。
孔子离开鲁国之后，先后在各国奔走十四年，历国十二，分别是周、齐、卫、匡、蒲、曹、宋、陈、蔡、晋、叶、楚。其中，周、齐、楚居停时间都不长；曹、宋、叶路过而已，基本上没有故事；去晋国仅仅隔河而止；蒲、匡亦路过之国，而且皆曾被围困；陈、蔡倒是各居三年，却也被围困过，以致曾绝粮。其他时间大都在卫国度过了，每次遇困而归，都不曾回鲁反而之卫。由此可见孔子对卫国的好感和亲近。
孔子第一次去卫国，是在他56岁时。那是他刚刚辞去鲁国的司法部长一职，跑到子路妻兄家暂住。此时是卫耿公主政，他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就是说你鲁国给你多少俸禄，我卫国也给你多少。这种魄力和手段，现代人也还用之呢。孔子第三次去卫国，卫灵公得知后，“喜，郊迎”。高兴得不得了，到郊区远远地迎接孔子。而卫灵公还算不上有道明君，孔子曾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说的就是卫灵公。到了孔子晚年，史载，孔子弟子多仕于卫。
卫国与孔子的缘分，若非卫文公的中兴之力，恐怕是不敢想像的。《定之方中》便直接告诉人们：要想一洗耻辱，光有一种理想，光是口里说是没用的。从现在起，脱胎换骨吧。
?#91;蝀：古人不见今时月
?#91;蝀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怀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
——鄘风·?#91;蝀
若要评选春秋时期十大明君，我总以为，“五霸”都不足以与卫文公相比。春秋时代是一个出英雄的时代，可真正的英雄不在于征服沙场，而在于征服人心。故武王开国，即命周公制礼作乐，并非是为了他们少数几个人的享受。他们的礼乐不是后世那种“舞低楼心杨柳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而是为了更多的人受到礼乐的洗礼，文明起来。是故《汉书·艺文志》引“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可以想知，那些人们的能力和水平确实有限，亟待教化提升。
这首《?#91;蝀》便是卫文公中兴之时，目睹卫国遗风尚存，故而命作诗以止过去之淫奔之风。什么是“诗教”？这就是诗教。
恋爱自由很有可能是自古至今处于青春期的男女们共同的向往，没有自由，就有挣脱束缚以求取自由的冲动。然而，我倒以为，正是这种不自由产生了爱情的神圣性，自由就是这样一种悖论、吊诡。太自由了，爱情得来也就没有什么付出了；太自由了，爱情的魅力也就容易在自由中消融。就好比，一朵温带的花，如果放到热带去，一会儿就会死去。爱情是需要恒温的。恒温中的点点细节，往往胜过热烈中的一时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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