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李敖对殷海光并非不尊敬，他看不起的是殷海光的软弱，不敢和国民党彻底决裂，另外一点就是殷海光爱摆出一副英雄架子。实际上，殷海光对李敖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就在李敖赴殷海光家的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到：“赴殷海光家，与他商谈的结果促进我几个大决定，诸如转哲学系，学成德文，多念一年，与夫我将来职业之选择，我都有了迅速的决定。殷先生又送我《怎样研究苏俄》一本，《祖国》二二七期一册。”
在1957年6月12日的札记里，李敖又表示了对殷海光的向往之情：“既决定转哲学系，复有尽承海光衣钵之意，盖我深信他走这条路对世道人心有深远的影响，并且我深信在这方面的贡献是‘舍我其谁’的，我非常希望以我之才，能对世道人心有许多伟大的贡献。”
同年7月19日，又有札记曰：“下午与宏祥去殷海光家，先生赠我《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一文之油印本，此文甚好，《祖国》曾转载之。”
后来李敖的日记里就不断出现对殷海光的反感，如他在与殷海光见面后第二年的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夜读逻辑，决定好好学到殷海光，从马戈言，此不难也。像‘吸收’胡适一样，他没有多少好‘吸收’的。”
所以说，李敖不是不敬重殷海光，而是有选择的敬重。总的来说，胡适和殷海光是他大学时代最佩服的两位前辈，其他不论师友，与他固有交情，但要李敖佩服，是根本做不到的，“由此可见，我这个大学生是如何挑剔、如何眼高于顶了。”殷海光荣列他李敖佩服的二人之一，已是殊荣。
相比较而言，在李敖笔下、嘴里、心中，台大另一位名教授台静农就没有殷海光幸运了。
李敖在历史系时，台静农是中文系主任。他虽没教过李敖，却帮过李敖的忙。1957年李敖因家境贫困被迫出售家藏的《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三迁志》时，他曾帮助出手，并还到宿舍看过李敖，为此李敖一直深怀感激，所以在1963年在《文星》写文章攻击台大文学院且攻击到中文系时，李敖认为中文系的腐化是因为台静农被“挟持”，但后来他改变了这种带有感情因素的评判，认为腐化的真正原因，台静农就是祸首。此公青 年时代，跟鲁迅搞未名社，倡新文学、坐旧监狱，不无知识分子的伟大怀抱与气概。可是到台湾后，四十多年下来，他表现的，是逃避现实，整天教书以外，搞的是饮酒、刻印、写毛笔字。学术著作，极为可怜，只有一本《静农论文集》 而已，还是八十岁时台大中文系为他印的，问他为什么 如此疏于出版论著，他的答复竟是：“我不在乎。”李敖曾把这本论文集统计了一下，发现全书四百七十五页、写作时间长达五十五年、篇数只有二十五篇、每年写八页半、每天写0、023页，每页八百四十页，即每天写十九个字，统计之下，原来台静农每天只写十九个字，便成了大学者！从大陆而渡海，在台湾岛上竟通吃了四十多年，李敖觉得这简直是笑话。李敖禁不住义愤填膺地说：“四十多年光凭诗酒毛笔自娱（实乃自‘误’），就可变成清流、变为贤者、变为学人、变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受人尊敬，这个岛知识分子标准的乱来，由此可见活证。如果台静农在逃世，也要逃得像个样子，但他在1984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1985年又与日本人宇野精一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写‘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之极了。”
实际上，不但对台静农的堕落李敖极其反感，实际上文学院的老师很少有李敖看得上的，他们的粗鄙、浅薄、虚伪都让李敖反感之极，如他谈到历史系有一个西洋史教授张贵永，道貌岸然，待人甚吝。一天家中下女事情做完，要提前一刻钟下班，不料这时他站起来，脱下衬衫，对下女说：“你还可以洗一件衬衫。”另一位西洋史教授杨绍霞，学问极差，却又喜欢装腔作势，不懂装懂，他上“西洋通史”，李敖在课上故意用假史料捉弄他，他佯装知道，其实一无所知，因为根本没那种史料。
也许正因如此，（或以此为其中一原因），李敖对大学教育很失望。如果时光倒流，他大可不必在大学浪费这四年。大学里启发性的师友太少了，好象师友于他，只是情感上的交流，而非知识上的共进。他说自己真的不想再回到那段大学生活，如果让他重活一次，他愿意挖去自己的全部大学生活，毫不留恋。他坚持认为大学是一个斫丧性灵的地方，对愈有天才的人，斫丧得愈厉害。萧伯纳说他不愿再假设回到学校重温学生生活，就好像囚犯
不愿再假设回到监狱重温坐牢生活一样。对李敖来说，几乎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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