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子威信的建立，也是经过数十年风风雨雨的考验。那时我们村的卫生所有五个卫生员，几乎都是通过各种门路进去的。邪子也是，靠祖上行医进了卫生所。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状况是可以想象出来的。一个村最有权威的是党支部书记，其后是各生产小队的队长。钟一响，全村人按照编好的小队在队长的带领下上工了。队长一吆喝歇一会儿，大家都懒洋洋地坐下了。这种理论上的同打虎同吃肉的平均主义，却总因人性的自私与贪婪，生存空间的逼仄和物质的贫乏让弱势者发不出哭叫的声音。也就是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村党支部成员、各生长队的队长在村子里也成了具有相当权力的人，他们不但能决定一个人中午有没有吃饭的权利，而且还能决定谁能不能当卫生员。因此，一旦这些人打个哈欠到卫生所，卫生员们都小心陪护，格外殷勤。一般的村民进去，就另当别论了。
邪子却不，不按职位，而按先来后到。无论身份，什么病吃什么药一视同仁。一次，村里的二蛋捂着肚子哎哟哎哟地进来了，邪子正在忙着看病，二蛋找闲着的卫生员月恩。月恩脸一扭说，让华珍给你看吧。我正忙。事后，月恩给别人说，什么毛毛蚁蚁的人，都想找我看，可笑。
威信就是通过人们对一个人持续多年的观察而形成一种评价，同时，也会以这种观察得出的评价为依据，对一个人的未来做出预测。那时，人们已经明显判断出不给毛毛蚁蚁的人看病的村卫生员月恩的医术不如邪子。事情果真如此。上世纪80年代，农村分单时，村卫生所解体了。邪子接下了村卫生所的一摊挑起了大梁，成为我们村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而有自知之明的月恩，连个个体诊所都没有勇气开，种地去了。
3
贫病交加，几乎可以代表中国上个世纪的农村。已经个体经营的卫生员们角色转换到乡村医生后，饱尝经营的不易了。大多的村民到诊所看病，多是欠账，只等秋收时收成好了，还上一年一家人生病欠下的账。一个村子的人对准三家个体卫生所，欠账的程度可想而知。问题出来了，矛盾也出来了。这时，不堪重负的赤脚医生们自然而然地会对有支付药费能力的人下意识地热情一些，对常年欠账的人冷淡一些，时不时地提醒一下或者旁敲侧击地说，我已经没有钱进那一种药了，你吃价格便宜一些的吧。可是，人越是贫病交加时，尊严越是脆弱，而人的尊严在脆弱时又很难理性下来，因此逃避、诘难、自艾自怜就成了普遍的民众心理倾向。
邪子的邪劲在于只同情弱者，不佩服好汉。不在乎你多有大的现金支付能力，在我这儿看病，谁牛逼哄哄就刺谁，付不付钱，只要记着欠我的账就行。村民欠邪子的账，最长的有五六年的，而且最令人可笑的是，还会有死账呆账。邪子也有因欠账发火的时候，一发火就打开村里的大喇叭在上面吆喝："我没有钱进药了，谁欠有药费，赶紧去还钱。要么，你下一次去就不给你看了，没有药，看了也是白看。"在喇叭上吆喝不行，就让诊所里的人挨门挨户要。能要上来最好，要不上来还让欠着。下次看病，仍是一视同仁，不会因为你还了欠账态度好一些，没有还态度劣一些，也不会因为你能还钱，就让你吃好药，不能还钱就吃一些便宜的药。
人能够忍受贫穷，但难以忍受不公平。那时，村民的娱乐很贫乏，不像现在家家有电视机，一到晚上都猫在家里看电视。邪子的诊所成了众人聊天的地方。特别是冬天晚上，邪子把煤烧得旺旺的，热水壶在上嗞嗞响着，一屋子七八个人对着煤火侃开了。远到三皇五帝，美国苏联，近到谁家的小子学习成绩不错，谁家媳妇不孝顺把馍筐子藏柜里了诸如此类的。邪子的邪就在于--公正，敢说公正话，不因个人的利益得失歪曲事实。对人的评价也是如此。渐渐地，邪子成了我们村说话最公平、最有影响力的人了。张三和李四打架了，吵了半天，最后说一句，不行让华珍评评理吧！到了诊所，邪子斜着眼看看这个，瞅一瞅那个，坐在躺椅上边喝着茶边听着。待他们说完，眯上眼想了一会儿斜着眼表情古怪地说，你们都有理，都也没有理。你有三分的理，他有七分的理。评价了后再问，服不服，不服的话，和不服的方争论开了。邪子这时已经不是裁判而已为运动员，因为没有利益关系，理自然是越辩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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