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评传 》 故国行吟   》 第40节：故国行吟(39)      宋浩浩 Song Haohao

　　在家休息了两年，整日与书为伴，累了就坐上一叶小舟在江南的河道里畅游，比起京城的烦累，无锡这个江南故乡给自己带来的完全是惬意。当然，作为士大夫，顾宪成不可能没有那种忧国忧民的天下意识，万历二十四年的年底，吏部文选司以前的同事唐仁卿，回江南老家探亲，路过了无锡张泾，他也好久没见着这位刚正不阿的顾先生了。顾宪成见到他的第一件事，就是问近日国家的局面怎样，朝廷又发生了哪些事？弄得唐仁卿钦佩不已，原本以为一个赋闲之人早已归隐恬淡，不想顾先生仍是这番执着。顾宪成大概也知道朋友们会不理解他这种心态，所以在给别人的信中他这样说："生平颇怀热肠，何能耕闲钓寂。"，是啊，大半生这样忙忙碌碌了，一下子闲下来去耕作垂钓，这种寂寞肯定是耐不住的。当然到不如说他有着强烈的济世情怀，他心里还有很多话要说，他还想为大明王朝做些实在的事，可是现在他知道神宗不会给他机会了。那怎么办，退而求其次也可以，顾宪成首先想到的是读书讲学，他想通过讲学来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而今而后，惟应收拾精神，并归一路，只以讲学一事为日用饮食。学非讲可了，而切磨淘洗，实赖于此。"，收拾精神，顾宪成是不愿意这样终老在温婉的江南水乡间的，他要发出热量，作为一个读书人，他这极有眼光的选择，令人尊敬。
　　二
　　顾宪成出生后的十二年，高攀龙也在无锡出生了，他们的家离得并不远，似乎也注定他们的人生轨迹应该会很相近。万历十七年时，高攀龙已二十八岁，这一年二月他一个人独自去了京城参加会试和殿试，当然也进士及第，吏部决定让他担任行人司行人这个官职。这个官职品级不是太高，但执掌着传圣旨和行册封的一些事，清闲却也很重要。在行人司，这个高攀龙似乎和他的同乡顾宪成一样不安分，吏部给他那个官职就是让他少说话闲着的时候多看看书的，这到好，他偏偏有很多话要说。当时四川有个沽名钓誉的提学佥事叫张世则，他几次上疏给神宗皇帝，要求他能崇正学辟异学，原因是什么呢，张世则自己写了本《大学古本初义》，说只有自己的这本书才恢复了《大学》的原义，朱熹的那套是贻误后人的歪学，建议明神宗将之废除而用自己写的教科书。高攀龙自小就研习程朱理学，虽然也承认理学中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还不至于要象你张世则说的得废除掉，于是就也给明神宗上书。上书也就罢了，高攀龙在奏文中建议神宗要多用谏臣，多听意见，这意思分明是说自己不善纳谏，神宗一听到这些话自然对他没好印象。但高攀龙不会罢休，这一年的十一月，内阁首辅打击一些直言敢谏的朝臣，弄得人心惶惶，高攀龙又上了篇奏疏，措辞严厉地要神宗爱惜朝廷人才远离不忠小人，一个帝王只有做到这样才能使国泰民安。这份奏疏首先激怒的是首辅王锡爵，而后固执的神宗皇帝也非常生气，王锡爵问神宗皇帝象高攀龙这样目无尊长而狂妄的的人该怎么处置，明神宗给他一道旨意，一下子把他从京城贬到广东揭阳县去。到广东这个小县做什么呢，去管理文书出纳，显然王锡爵和神宗皇帝是拿他玩呢，不是善谏么，到了音书不通的万里之外还谏给谁听去。
　　京城到广东也是万里之遥，一路千山万壑，艰辛跋涉，在路上高攀龙并没因自己遭贬谪而灰心，他其实早做好了被贬的心理准备，不然也用不着冒死谏讽神宗皇帝了。这一路他走了两个多月，到广东时已是早秋，真正为国家社稷着想的人是并不在乎官职卑微与否的。高攀龙在工作之余仍不忘在县里举办一些考试，选拔有学识的少年加以培养，他觉得朝廷的希望总在这些年轻的人身上，甚至在此之余他还惩治了当地的一些地痞恶霸，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他们觉得这个京城来的官员与平时见的很不一样，办了一件又一件的实事。过了一段时间，高攀龙请假北上回无锡时，揭阳县的许多听他讲学跟他读书的生员都舍不得他。这到好，神宗的给他的贬谪半点没影响到他的情绪，反使他的心境更平和了，他知道要将自己所学为国家做些事，就必须做到宠辱不惊。他想好了，回到故乡无锡后，好好地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读读书，他选择了漆湖，在这湖中央建了一个水居，四面环水，荷叶滴露，每天在这里饱览群书。当然平时也出门访友讲学，与他往来最多的就是此时也赋闲在家的顾宪成，他们两似乎天生注定会是一对挚友。
　　一天，顾宪成和高攀龙谈到了同一个话题，说江南很多地方都有了一些讲学论道的场所，比如说武进的钱一本、常州的刘元珍等人，都办了学校。顾宪成的意思是能不能将这些讲学团体联合起来，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既可以谈学论经也可以广交天下朋友。高攀龙当然赞成，两人一排即合，决定创建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他们首先想到了东林书院，只要重修一下绝对可以，但最关键的是需要朝廷的批准。顾宪成和高攀龙，还有自己的弟弟顾允成三人一起活动起来，游说周边的父母官，到了万历三十二年，终于获得了官府的批准。
　　于是，这一大批的江南名士找到了谈学论经的场所，更找到了纵议国事的气氛。东林书院，明代最自由的学术风气和议政言辞都将从这里播洒到神州大地。
　　三
　　正在顾宪成给书院的学生讲学时，听说江南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让顾宪成气愤不已。这事和盐税有关，当时无锡有一个叫赵焕的商人，因为告发了名叫俞愚和金阳两位税使虐民的不法之事，而被这两人以逃税为由，活活打死，这还不算，两个税官还将赵焕的尸体仍到河道中。赵焕的儿子赵希贤见父亲遭此残害，控告两个税使横行乡间以及杀人的罪行，俞愚和金阳这两人又用惩治逃税这借口将赵希贤关押起来，并打算在适当的时候用木杖打死他。顾宪成知道后，几次三番地致书给当地的官员。迫于压力，当地的官员硬着头皮惩治了俞愚金阳两位税官，释放了赵希贤。为什么说硬着头皮呢，当时的矿盐税使是极有地位的，这些人往往都不受地方政府管辖，直接向神宗任命的税官负责，是荒怠朝政的神宗赋予他们不可一世的权力。当时的神宗只顾自己享受和挥霍，弄得国库亏空，那怎么办，他想到了民间，从民间大量收税，这样才能维持自己奢靡的耗费，而这些全国各地的矿盐税官是神宗独立设立的机构，并不向户部负责。有了皇帝的支持，这些税使在全国各地就广收亡命之徒，大肆盘剥百姓，江南的俞愚金阳这些人就是典型的代表。当然眼光敏锐的顾宪成看到的远不是这些，他真正担心到不是几个恶税吏的影响，他担心神宗这样的盘剥必然会引起全国百姓的反感，甚至会激起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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