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笑傲江湖 鹿鼎记成为绝唱
查良镛写武侠小说，最初是为了赚钱，而后是为了支撑《明报》大业；到了60年代末期，则是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新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
于是，便有了政治寓言——《笑傲江湖》，以及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查良镛的社评，是《明报》的灵魂；而他的武侠小说，则是《明报》的血肉。从1955年写第一部武侠小说起，十多年间，查良镛几乎每天都在写武侠小说；到70年代初期，《明报》已经成为一份有相当影响、有可观利润的报纸后，查良镛仍然一手写社评，一手写武侠小说。
但是，如果说最初的10年，查良镛写武侠小说更多是为了赚钱、为了支撑《明报》报业的话，那么到了60年代后期，查
良镛写武侠小说，则更多是为了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做一些尝试，试图把武侠小说创作推上另一巅峰，并且通过武侠小说表达自己的一些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
“逃亡潮”、“核裤之争”、“文革”、“六七暴动”，这些大事都把查良镛深深地卷进去。尤其是“文革”发生后，查良镛作为一个社评家，他每天都在关注着中共政局的变化。对社会的反思，使得查良镛不可能不把这些反思写进自己的武侠小说之中。也正因为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笑傲江湖》终于诞生。《笑傲江湖》开始写于1967年，那正是中国大陆“文革”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时期。
查良镛在这部作品中，第一次不以帮主、盟主、武林至尊为主角，他所刻意塑造的令狐冲只不过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武林侠客。这位令狐冲个性独立，有情趣，是个情圣；但他讲义气，还是个英雄。他可以一手抱着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手挥剑而战；他我行我素，总是按自己的天性行事，不理外间的评议；他有时也会在武林中长剑挥舞，但却时常抚琴长唱《笑傲江湖》，憧憬没有斗争、没有权力的隐居生活。查良镛在他身上，寄托着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虽然无势无权，但也可以忠于自己的原则，傲然过自己的生活。
围绕着令狐冲，查良镛在《笑傲江湖》中塑造了各种性格各异的人物：怪异的东方不败、狂傲凶残的任我行、老谋深算的岳不群、霸气凌人的左冷禅、活泼可爱的小仪琳、痴情的任盈盈……查良镛在《笑傲江湖》中，通篇都是在写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为了当五岳盟主，嵩山派掌门左冷禅施计窃取华山派掌门岳不群藏有的武林秘笈，而岳不群也摆局让左冷禅取得“假”秘笈，待到华山论剑之日，岳不群以“真”斗“假”，刺伤左冷禅两眼；稳坐五岳剑派盟主后的岳不群，却还虚情假意地安慰左冷禅，并推举他当嵩山派掌门；岳不群为了武林秘笈，至大开杀戒，向自己的徒弟下手；东方不败与任我行为争“朝阳神教”盟主之位，反目成仇，干戈相见；任我行重掌“朝阳神教”，凶相毕露，对异己之士赶尽杀绝；……为了地位，为了权力，人会变得虚伪，变得丧心病狂，变得那么地不择手段。而一旦自己的权力到了极限，地位达到巅峰状态，人却又自然而然的堕落、腐化。如任我行，听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就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不再对自己的属下以兄弟相称……
至于令狐冲，则是那个疯狂尘世中清者自清、傲者自傲的孤独英雄，是权力斗争的浑浊之音中一个最不协调的音符，是人们心中的政治企求。可能也是权力斗争中的一个神话。
正因为《笑傲江湖》充满非常强烈的权力斗争意识，所以与其说查良镛是在写武侠英雄，倒不如说他是在刻画一个个政治人物。
事实上，查良镛也曾承认，在他的构思中，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甚至是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都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
查良镛在他的武林小说中，第一次把强烈的政治意识渗透进去，第一次把武林高手当成政治人物来写，主要是因为写这部小说时，适逢国脉危难。
但查良镛认为，《笑傲江湖》并非有意的影射文章，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若干普遍现象——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查良镛一反过去的写法，摒弃他最擅长的历史背景和虚构故事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笑傲江湖》中没有任何历史背景——正如他所说：“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利，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是这样。”
不管怎么说，《笑傲江湖》毕竟与查良镛过去的武侠小说已明显不同，它是一部政治寓言，更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写完《笑傲江湖》之后，查良镛又于1969年10月开始撰写另外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如果说，查良镛写《笑傲江湖》，是以江湖上的权力之争暗喻政治生活中的争权夺利，那么到《鹿鼎记》，侧是赤裸裸地描写政治生活——清朝康熙皇帝时期的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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