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不断告诫自己：尽量放松，不去刻意努力。渐渐地，我找到了那份感觉。
父亲仍在努力。他认识到了自己严重的错误，并通过他自己的方式努力弥补他那疯狂一刻对我造成的伤害。虽然他仍然不苟言笑，仍然会说我偷懒，他似乎明白了我们的关系不能完全靠钢琴来维系。一天下午，他找出来两副乒乓球拍，一只乒乓球，我们俩对着公寓凹凸不平的砖墙击球，乒乓球在屋子里东弹西撞，我们一前一后追着它玩了一个小时左右。
他说："我看得出你为了准备和赵教授上课练琴非常用功。练了两三个小时以后，歇一歇会对你有好处。你休息的时候我们就打乒乓吧，打完球，你回去练琴可以练得更久些。"
乒乓帮助我们缓和彼此之间的紧张气氛。我的堂弟郎逸峰的到来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逸峰比我小六个月。他从沈阳来北京和我们住在一起，因为他也很有音乐天分，吹单簧管吹得很棒。他的到来让我高兴坏了，感觉就像是多了个弟弟。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兴趣，像任何兄弟姐妹一样，我们性格也有很多不同。
逸峰那年十岁，但行事已经俨然像个十几岁的青少年。他喜欢和朋友聚会玩乐，不爱练习音乐，能躲得过就躲。他交的朋友多是演奏木管乐器和铜管乐器的，他们不需要像弹钢琴的或是拉小提琴的训练得那么辛苦--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因为父亲同时需要照管逸峰，无形中减轻了他在我身上施加的压力。逸峰一副天塌下来也不在乎的样子，父亲吼逸峰的次数越多，他吼我的次数就越少。如果逸峰成天吊儿郎当，还有什么人能说我偷懒呢？
堂弟的到来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这个小家的氛围，但有一件事没有改变，那就是我考上音乐学院的决心。
天气酷热的时候，我练着琴，父亲会在一只盆子里添满水，让我把脚放进去降降温。如果我快要热晕了，他会拿本书给我扇扇子，有时候一扇扇上三个小时。当天气转冷，天寒地冻的时候，他不仅给我穿上我的大衣，而且把他的大衣也给我披上。如果我的手指冻僵了，他会一直揉搓我的手指，直到血液循环正常为止。
最重要的是，父亲成了我的秘密侦探。他会穿上他从沈阳带来的警察制服，混进音乐学院--家长是不允许进学院里的。在学院里，他会查看各种宣传告示，看谁在开大师班，他就会混进去听。如果那位校警发现了他，把他请出来，他会在走廊里逗留着，等校警走了，再悄悄地回到房间里。如果他再次被请出来，他会站在教室外面，耳朵贴着大门，努力倾听里面的弹奏和解说。如果一位声誉卓著的老师上一堂不对外公开的课的时候，他也会重施故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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