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首先是白居易捅出来的，他在《思旧》诗中说：“退之服流黄，一病讫不痊。”宋人笔记自然不会放过这等事情，孔平仲《孔氏杂说》、葛立方《韵语阳秋》、陈师道《后山诗话》都更详细的记载。后来有学者为韩愈辩护，说白居易诗中所说的“退之”是卫退之，不是此韩退之。其实想想韩愈一生的行事及晚年的生活状况，做出这点事还是很有可能的。他本身对丹药有一定兴趣，曾说过“金丹别后知传得，乞取刀圭救病身”（《寄随州周员外》）。而晚年经济情况好转，享受一下，过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也在清理之中。
元和八年（813）以来，韩愈的工作越来越稳定，官越来越大，收入越来越高，虽然期间也有一些小挫折，但对他的生活水平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他被贬为潮州刺史、袁州刺史，心情可能不好，但收入并不少。按照《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的记载，元和十四年前后，刺史的工资，近州为180贯，中州为150贯，潮州位置偏僻，应该也不会少于100贯。同时他的领导还会补贴大约50贯，“（观察使）虑有阙乏，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以送使钱充”，这样他的最近收入就会达到150贯，是韩愈当国子博士时收入的6倍。所以晚年的韩愈再也没有在诗文中哭穷了，不仅如此，他还经常炫耀自己的发家史。在《示儿》一诗中，韩愈写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於。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覆。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南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他说自己经过三十年的奋斗，终于在首都购置了一处房产，一套属于自己的的大宅院，里面有中堂可以祭祖、宴宾客、行冠婚礼，北堂是厨房，南堂是仆人的住房（自己的卧房属于隐私，不便说，可能在东堂或北边）。这套住宅还带有一个大庭院，里面种着槐树和榆树，还有鸟儿飞来飞去，这让韩愈很得意，后来他就死在这套房子里。
在首都购置一套房产，不仅今天很难，唐代更不容易。韩愈当国子博士的时候，俸禄只有25贯，而一套很差的房子，号称“凶宅”的那种，要价可能也会达到210贯之多，想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也只有在梦中想想罢了。五十岁前后，他在长安买了这样豪华的房子，又怎么不值得趾高气扬，四处招摇？当然，韩愈敢于招摇炫耀，也和他买得理直气壮有关。据说当时不仅一般低级官吏买不起房，甚至像水部员外郎、工部尚书那样的政府高官都买不起，他们都是“租房一族”，很多官员最终都是死在官舍或旅店中，在繁华的闹市一生都没有自己的私房。韩愈能够买房，是因为他有俸禄之外的巨额收入，那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润笔费。
润笔费有多少呢，竟然可以让韩愈“一掷千金”？韩愈留下了一篇文章，即《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让我们可以略见端倪。在文中，他交待了撰写王用神道碑文的润笔费：“受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在另一篇《谢许受韩弘物状》，他收到了“五百匹”作为酬劳。据有关人士分析，按照当时的物价，一斤盐卖40文，一斗米值50文，一匹绢“直钱八百”。韩愈一次性得了五百匹娟，就是一篇文章卖了40万，就是400贯钱，可以买一万斤盐、八百石米，买一套中等的房子了，也足够让一个人过一辈子。韩愈的朋友孟郊死后，韩愈等人记载100贯作丧葬葬，“尚有余资”，再加上郑余庆送“所送二百七十千”，据说已经可以让孟郊的家人衣食无忧了。当时官员的俸禄是多少呢？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一文说，秘书省校书郎的月俸是万六千文，拾遗是三万文，太子宾客是八万文，六部尚书是十万文。
这样的收入，自然让韩愈乐此不疲，来者不拒。拿了人家这么多钱，墓志铭自然尽往好处说，写的多了，“谀墓”现象就突出了。当时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不无嫉妒地说：“公鼎候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这里还是很含蓄，只是说韩愈的文字很值钱。而北宋的司马光，一位自己和他人都认为很正直的人，直截了当地说韩愈很贪财，“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颜乐亭颂》）。客观来讲，我们对韩愈也不必有太多苛责。写碑志给润笔费，是当时的风气，白居易给他最亲密的朋友与战友元稹写墓志，还得了润笔费六、七十万。而写墓志铭，有谁比韩愈水平高，又有谁比他名气大呢？韩愈拿钱后，信口雌黄的墓志铭也是有的，但作为反面典型的如关于董晋父子的两篇，前人据此说他谄媚权贵，也不能算符合事实。前面说过，在韩愈最艰难的时候，这父子俩给予了他莫大的信任，在文章感激一下，颂扬一番，当是人之常情。古往今来，在墓志铭这类文字中，在开会的时候，有几人没有说些违心的话，写点夸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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